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浩劫。是在错误的理论观念指导下，对国内外形势做出脱离实际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错误的政治实践。如果我们不管这场政治运动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由谁亲自发动的，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下发动的；不管这场政治运动持续的时间有多长，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影响多么深远；也不管参加运动的人数有多少，他们处于什么样的动机参加运动，是真诚主动的参加运动，还是受蒙蔽和欺骗被动应付运动；甚至不管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而是，仅仅把文革看成是某种决策的产物，仅仅从决策方面分析这场运动的产生的原因。这样我们或许就能够比较容易的统一认识：文革是政治决策的产物，没有发动文革的决定，就不会有文革运动。换言之，如果没有5·16通知，没有中央发动文革的一系列决议指示，文革运动就不会被发动，文革灾难就不会产生。文革既不是自发产生的自下而上的运动，也不是由于突发或偶然事件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作为带来严重政治后果的错误决策，文革同大跃进、苏联的强制性集体化、以肃反为名目的大清洗等等，并无本质的区别。即都是错误的、脱离实际的、带来巨大灾难的决策。虽然决策的主体不同，决策的事物内容不同，决策的时间地点，决策执行的方式，涉及的人员，影响的范围，造成的后果，延续的时间长短不同。

                               从决策入手分析问题的理由

　　我们所以要抛却关于文革的纷繁复杂的内容，仅仅从决策的角度分析文革产生的原因，就是为了使问题一般化。使人们认识到：在一些看似很不相同的政治经济事件中，有着共同的因素，共同的根源；是为了简化问题，使人们从一些无关紧要的具体分歧中摆脱出来，关注真正的问题。这些具体分歧诸如：如果不是毛泽东而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担任党的委员会主席，文革会发生吗？如果不是出现的匈牙利风波这样的国际政治事件，文革会发生吗？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是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浪漫理想等等。即使一场车祸，也有物理的化学的政治经济伦理心理等多种后果和属性，研究者可以从物理的角度分析事故何以产生，也可以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与造成的后果。同样，作为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文革运动也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多方面的后果和属性。人们既可以从大众政治观念入手研究文革产生的原因，也可以从最高领导人目的追求入手探讨文革产生的原因，当然也可以从国际政治环境入手探究文革产生的原因，更可以从民族心理、文化传统甚至从经济需要、军事需要的角度，探究文革产生的原因，显然，这是一个范围广泛、涉及多个学科多个领域的宏大课题。

　　本文中，我们只选择一个角度，即决策的角度。我们的问题仅仅是：为什么会出现文革这样的影响重大的错误决策，更进一步的说，为什么在党的历史上，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总是屡屡发生全局性根本性的决策失误，出现严重脱离实际、问题明显甚至违背常识的错误决策。李立三攻打大城市的左倾盲动主义是这样的决策，王明时期，李德拒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战略是这样的决策，建国以来，大跃进、文革是这样的决策。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将此类问题产生原因归结为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了破坏，集体领导变成了个人专断，群言堂变成了一言堂，实乃见的之说。严格的讲，文革是个人决定重大经济政治文化事物难以避免的灾难性后果。

　　个人决定公共事务，尤其是个人决定重大公共事务、社会事务，存在着先天的和本质的缺陷，必然带来决策失误。带来不合理不合常识、荒谬甚至非理性的决策。这个先天或本质的缺陷是：（一）个人决定社会公共事务，存在着知识面与知识结构的限制，难以做到科学合理；（二）个人决定公共事务，存在着特有价值观带来的偏见；（三）个人决定公共事务，存在着特殊社会地位与特定社会角色的限制，存在着由这种限制带来的利益局限和认识偏见，难以做到客观合理；（四）个人决定公共事务，存在信息收集处理与信息来源渠道的限制，因而缺乏实施决策所必需的全面而详尽的信息，难以做到决策科学。唯有集体决策，公众广泛参与的决策，才可以弥补这四个方面的不足，降低决策失误的概率，尤其是降低重大决策失误的概率。

　　集体决策可以集中多数人的智慧，以克服个人决策知识不足、知识结构单一带来的失误；集体决策可以整合多种价值偏好，不使一种价值占据绝对支配地位，保证各种价值的均衡与张力；集体决策可以因为不同社会地位者的参与，使决策更少特殊地位的色彩，从而更为全面与合理；集体决策可以因为不同利益追求相互中和，从而产生体现多数人利益的整体利益追求；集体决策可以因为信息来源的广泛、信息处理的及时有效，而解决决策信息不足的问题。

                               个人决策的弊端难以克服

　　个人决策由于存在先天性的缺陷，难以避免错误决策的产生，这种情况能不能弃集体决策制度的完善一法不图，采用其他方法来克服呢？比如领导知识面不广，知识结构不合理，可否通过教育和加强学习来解决呢？显然不行，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其学习的时间、内容，可能获取的经验和知识都是有限的，要想将公共事务决策涉及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的知识都深入的把握，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不现实的。

　　领导者受特定价值观的影响，对一些事物有特殊的偏好，能否通过改变领导者的价值倾向来解决这一问题呢？事实证明，人的价值追求是多样化的，不可能也无法达到价值追求的完全统一。试图把每个人形形色色的价值追求统一到某一种价值追求上来，曾经是文革时期塑造新人的主要目标追求，这一努力终于遭致失败。实际上，任何价值追求对于不同的人、不它的环境条件而言都有其合理性，不同的价值评价与价值选择没有绝对或者科学的标准。保持社会价值追求的多元化，保证不同价值倾向之间的均衡、互动与竞争，是人们对待价值观分歧的正确态度。毛泽东追求理想主义、追求世界大同，邓小平追求现实主义，追求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毛泽东追求英雄主义、强调以斗争求生存求发展，而刘少奇等领导同志在国际上事务中，追求实用主义、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强调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和平发展，不搞无谓的国际斗争，提倡“三和一少”。他们不同的价值追求，有产生形成的复杂的经验、知识、传统等各方面的原因，科学和事实并不能证实哪一种追求是合理的，哪一种是不合理的。唯有通过众人参与的决策过程，通过集体决策中不同价值观的碰撞，通过持有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依照政治活动规则进行的投票选择，使不同的价值追求得以整合为一，使不同的价值观念均能反映到现实的决策中来，这样的决策才是全面的和科学的。

　　领导者居于特定的社会地位，思考认识问题受特定社会角色的局限，难免失之偏颇。过去人们试图通过领导干部深入群众、参加劳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来突破这一局限。的确，这些做法对于领导者倾听百姓呼声，体察民情、换位思考，从普通百姓的角度认识理解问题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事实也证明，平民出身的领导人，革命胜利后首次掌握权力，在认识问题和实施决策上往往能够考较多的虑较普通百姓的要求、愿望，能够站在百姓利益的角度说话，此正是因为领导人长期生活在底层的缘故。但是时间一长，这种情况必然发生变化，靠担任领导者短暂的百姓生活体验，使决策体现百姓的要求愿望，这是很不巩固的，也是很不稳定的。因为归根结蒂，领导与群众是生活于不同的社会地位的人，从领导者所处的社会地位、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出发认识考虑问题，这是领导决策的主要方面。

　　领导者受特殊社会地位以及这一地位所带来的特殊的利益追求的影响，使公共事务的个人决策难以合理化。能否通过教育提高思想觉悟的办法来加以改变，使领导者由追求特殊利益变为追求广大百姓的普遍利益呢？实践证明，这同样难以做到。因社会地位的不同形成不同利益追求，不可能通过观念的改变而改变。领导者个人利益与所代表的民众利益的不同，也无法通过提高道德素质与思想教育来加以统一。中国古代。皇上的思想教育，抓的不可谓不严，动手已不可谓不早，结果绝大多数情况下归于失败，说明此法之不灵。

　　作为个人的领导者，其能力精力都是有限的，因而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不懂外文的领导者，不能直接获取外文信息，不懂的经济学的领导者对货币投放量的数据不敏感，看到了等于没有看到。一个省长不知道3000元学费对于一个贫困山区的家庭意味着什么，不知道多少钱的学费标准，他们才可以承受。这些都是人之常情，是一个人难以避免的信息盲区，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集体决策优势众多

　　这一系列问题，只有通过居于不同社会地位，拥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集体决策过程来解决。唯有集体决策，才能克服仅仅由一个人或几个人决定重大公共事务所难以避免的信息不足的局限，克服仅仅由领导者个人决策带来的反映某一特殊利益的局限性。美国佬的国家政策决策为什么很少出现重大失误，或很少出现全局性的决策失误呢？即使出现错误的决策，它也很少能延续多么长的时间。比如冷战初期，麦卡锡的政治迫害政策，虽来势凶猛，但没有能延续多久便被纠正；小布什雄心勃勃的好战政策，尽管在伊拉克执行的还算顺利，死了几千个大兵就把萨达姆政权推翻了，初步建立起了民主制度的框架。但是由于发动战争的主要理由：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事实证明子虚乌有。因此，今天虽然还是小布什当政，动不动想以战争来解决问题的美国政府政策就不得不改弦易张。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在美国，任何政府高官包括总统的权力都是有限的。公共事务尤其是重大公共事务的集体决策制度在美国拥有严格的制度保证。不仅法律法规的制定，政府高官的任命，法官的确定，需要获得众议院的通过，或者需要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就是政府财政预算、重大投资拨款，乃至政府海外派兵，都要受到两院民意代表集体决策的左右。重要的是，政府的决策及其施政结果，还要定期受到民众评价或受到民众再次授权与否的考验。民众的倾向与价值追求对政府决策影响极大。当胡佛政府追求放任主义价值观，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带来普遍经济危机和民众生活困难之际，民众追求倾向的左倾化，就使得代表这一倾向的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赢得了总统竞选。新总统当选后立即采取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观念，采用了扩大公共开支、限制资本权力、增强工会力量等，被人们戏称为粉红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政政策。这些政策的实行不仅迅速改变了国内的经济社会形势，而且为1930年代之后的美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就中国而言，如果中央委员会集体决策制度不被破坏，群言堂不被一言堂代替，毛主席的阶级斗争价值观就会受到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价值观的影响制约，他的与人奋斗和世界革命的浪漫主义理想追求，就会受到刘少奇等同志“三和一少”的现实主义价值追求和政策主张的影响；如果 50-60年代的中央决策真正体现了委员会多数委员的意志，那么，处于主席地位，发动文革、鼓动造反毛主席的决策追求，就会受到处于其他地位的中央领导、省市县干部，不同意社会秩序大乱，不同意不讲法律的造反等的意见的影响，受到不不同意搞乱军队的中央党政军高层领导与之不同的决策意志的影响制约。文革运动即使因为大家一是不了解情况而举手同意发动，也会在造成众多出乎意料的后果之后，对具体政策作出相当程度的调整。也就不会将中央高层领导的强烈反对意见污为“二月逆流”，更不会愈加加极端愈加彻底的推进文革政策。如果文革的错误决策，是因为力主者的知识经验不足带

责任编辑：lvz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