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8年6月，正当苏联广大中小学生面临紧张的期末考试的时候，他们得知一个意外的消息：这学期的历史课考试被取消了。从6岁至16岁的学生都可以从这项决定中获益。他们不仅可以因此少开几次夜车，而且更重要的，可以少受一些欺骗。

　　这真是一项大胆的决定。这个决定清楚地表明苏联官方对迄今在中小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的态度，实际上是对沿用至今的关于苏联历史的一整套说法的态度。也就是说，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当然不止是历史教科书，掩盖了苏联历史的真相，讲给人们听的是许多谎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出版的《消息报》热情赞扬这次取消历史课考试的决定，并尖锐地指责说：“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

　　不能再让谎言毒害广大中小学生了，这就是决定取消这次考试的原因。

　　作出这个决定不是偶然的。这是苏联当前进行的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步骤。要明白这个道理，就要弄清楚历史和现实，苏联的历史发展和当前的改革之间的关系。

　　任何事物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它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过程。苏联今天存在的、已成为改革对象的高度集权、采取行政命令管理方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形成于30年代斯大林时期，以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虽然中间有过赫鲁晓夫等的改革尝试，但并未根本触动，而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尤其后期）反而得到加强和巩固。由此可见，苏联的这套旧的体制已成为一股强大的传统力量。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被舆论宣传为完美的、甚至是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且从理论上（从哲学上、经济学上等等）千方百计得到论证。更有甚者，这个体制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历史真相被掩盖了起来。人们知道的只是专为这个体制唱赞歌的，由斯大林审定、于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定了调的不真实的历史。

　　今天要改革斯大林的模式，就必须要正本清源，必须要弄清现行体制的历史根源，必须要恢复历史真相，清除多年来制造的种种“历史神话”，总结70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如果不这样做，就不可能真正弄清问题，也不可能真正吸取教训，因而当前的改革也不可能成功。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从苏联的改革正式开展以来，有关苏联历史的种种问题很快就成为中心议题之一。揭露历史上存在的问题，恢复历史真相，吸取历史教训，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开性”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真正的“公开性”，就是要把真实情况告诉公众，敢于揭露存在的问题，如果做错了就公开承认错误。这同样适用于历史。如果对历史真相遮遮掩掩，不敢揭露，对历史上的错误不敢承认和纠正，那当然也就不可能在现实中贯彻“公开性”原则了。因为历史和现实是分不开的。

　　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当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此后，在苏联舆论界就掀起了“填补空白点”的热潮。在史学界也开始了“史学改革”。

　　这次史学改革的先锋、莫斯科国立档案学院院长、历史学博士尤里·阿法纳西耶夫教授尖锐地指出，党史直到现在还是按《简明教程》的公式阐述的，只有它的作者（指斯大林）一人头上罩着一贯正确的光圈，而其论敌全都被抹了黑。今天谁都明白，《简明教程》是一面历史的哈哈镜，里面照出的人，一些是被不成比例地过分夸大了，另一些却被漫画式地缩小了。里面只有巨人和矮子，其实巨人只有一个，其他的都是侏儒、各种错误倾向分子和人民公敌。苏联作协会员、哲学博士F·沃尔科夫认为：“我们国家的历史在许许多多著作中被糟踏成了这种样子，以致于满篇不是空白，就是黑焦油，已经到了无法再下笔修改的地步了，因而可行的办法不是修订这部历史，而是彻底矫正这面哈哈镜。”

　　打碎这样的历史哈哈镜，换上一面真正的历史之镜，首先是为了现实的需要。用沃尔科夫教授的话说：“被歪曲、被篡改了的历史产生被歪曲、被篡改了的思想，而恰恰是对于这种教条主义思想来说，‘真理’一经提出就变成了永不变化的公式，变成了铁打铅铸的模式。”一位叫E·萨夫佐夫的副教授也认为：“需要了解事件的真实过程，这不仅是为过去一些诚实的名字恢复名誉，而首先是为了今天。这里首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今天的人怎样进行当今的改革。绝不能指望能把当今最先进的思想长期地同《简明教程》中那种简单的理论知识结合起来。我们走向何方——是前进还是倒退，这最终取决于我们对1929年、1937—1938年、1948—1949年这些事件的根源和真正含义能否搞清楚。”

　　我们看到，从1987年起，苏联国内掀起了一股“历史热”，至今方兴未艾。许多报刊杂志，其中《莫斯科新闻》周报、《星火》杂志等尤其引人注目，纷纷发表各种历史题材的文章、专访、回忆、资料，揭露许多历史上的问题，或者对许多历史问题提出新的观点、发表新的材料。看报成了许多苏联人每天要做的一件大事。许多报亭前，人们排起长龙抢购有新鲜内容的报刊。科学家们也开始对历史上的许多问题重新进行研究。历史学家为填补历史上的“空白点”，在努力收集资料，进行研究。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格·斯米尔诺夫1988年6月20日的电视讲话，仅仅这个研究院的学者在填补“空白点”方面，已经取得不少成果，搞清楚了100多个历史事实和现象。许多新的历史专着正在编纂中。譬如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上将将于1988年秋季完稿的斯大林政治传记《胜利与悲剧》，尚未出书，已经引起国内外的注目。这本书的一些章节及作者的文章《斯大林现象》在报刊上发表后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此外，关于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的书，关于20年代权力斗争的书等都在撰写中。新的苏共党史也正在编撰。一些过去被禁的著作纷纷开禁解冻，得以问世。如米高扬回忆录的第三部分，现在获得了出版的机会，其中一些章节已在报刊上发表。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反对农业合作社给斯大林的信也首次得以发表，等等。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尖锐的斗争。可以说，这个问题成了苏联当前对待改革不同态度的两种力量之间斗争的焦点之一。以至戈尔巴乔夫多次出面公开表示支持对历史真相的揭露。1987年12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指出，对苏共和苏联历史作“真实的分析，必然会帮助我们解决今天的民主化、法制、公开性、克服官僚主义问题，简言之，解决改革的紧迫问题”。在1987年6月28日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严厉驳斥了把当前恢复真相和公正，摒弃教条的做法说成是“冲掉社会主义原则和基本原理”，是“给社会主义历史抹黑”。他指出，绝不能允许改革和公开性被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绊脚石绊倒，被某些人的偏见和个人野心绊倒，并强调“这是与国家和社会主义命运攸关的”。

　　二

　　在被掩盖的历史真相中，在需要揭露的历史问题中，30年代和40年代末、SO年代初的大清洗可以说是特别重要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历史中“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应该被恢复和填补，这不是偶然的。试想，为什么会有“被遗忘的人物”？为什么会出现“空白点”？就是因为这些人物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后被枪决了，被赶出了历史，因而造成了“空白点”。简言之，这些“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主要是由“大清洗”造成的。

　　这些被清洗的人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一百二百，甚至不是十万百万。究竟有多少人被害，现在还不得而知。确切的数字恐怕还要历史学家去考订。但据苏联一些人士估计，数目是十分惊人的。譬如，苏联一位诗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1987年12月22日在电视节目里说，他估计斯大林时期的被害人至少有1500万。如果加上进劳改营、流放、剥夺自由等其他形式的迫害，数目就更要大得多。譬如，据一位接近官方档案的作家尤利安·谢苗诺夫在《莫斯科共青团员报》上发表的数字，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前，有120O万人被关在劳改营中，如加上流放和其他形式的处罚，则有约7400万人。这些数字是否完全确凿，恐怕还有待进一步考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大清洗”涉及的面极广，仅被处死的就不计其数。而事实已经证明，这些遭到清洗处死的是无辜的冤死者。

　　“大清洗”的对象主要不是普通老百姓，从党的高层领导，到军队、共青团、职工会、科学界、文化艺术界、经济界……各行各业，尤其是其中的优秀分子，许多都遭到了镇压。譬如，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的秘密报告中指出，被称为“胜利者的大会”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7年举行）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83名被逮捕和枪毙，出席这次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被逮捕，其中许多人随后被杀掉。30年代末，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大林对军队干部的清洗更是惊人。据苏联方面统计的数字：5个元帅中3个被杀，5个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中3个被杀，10个二级集团军司令员全部被杀，57个军长中50个被杀，186个师长中154个被杀，16个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政治委员全部被杀，28个军政委中25个被杀，64个师政委中58个被杀，456个上校中401个被杀。这样惨重的损失对军队造成的创伤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为大清洗规模之大和性质之严重，所以就造成苏联历史上出现许多“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如果考虑到这许多“被遗忘的人物”中，很多都是对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和有功勋的人（当然他们也会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那末就不难想象，把这一切都一笔勾销的话，一部苏联历史如何能够完整、真实？因此，如果要填补“空白点”，恢复“被遗忘的人物”的应有地位，恢复历史真相，就绝不能回避大清洗这个可怕的事实。

　　这里首先需要“正名”。我们过去（恐怕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总是把“大清洗”说成是“肃反扩大化”。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这是按照我们的习惯来套苏联的历史。我们总习惯说苏联30年代的“肃反运动”，直到最近发表的文章仍是如此。其实苏联人自己并不这样说。他们习惯用的是镇压、清洗、恐怖、迫害。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为例，这个报告的重要内容就是讲30年代和以后的清洗。赫鲁晓夫说的是“镇压运动”、“利用政府机关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办法”、“大规模的恐怖行动”等等。这同“肃反运动”的提法是根本不同的。“肃反运动”，顾名思义，首先是肯定有反革命存在，需要去肃清，这个大方向并没有错，在这个前提下，即使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不管范围有多大，似乎也只是正确方向下出现的偏差或严重偏差，因此对运动本身似乎不能全盘否定。而苏联的情况并不是如此。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斯大林及其帮手们对党和人民犯下的大规模镇压措施和违法行为的罪行是巨大的和不可饶恕的。”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在上面这句话之前，他指出斯大林是个“极端矛盾的人物”，指出斯大林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为捍卫社会主义成果作出了“不容否定的贡献”，同时指出他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和滥用权力”。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当然还需要深入研究，苏联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不少文章，以后还会更多地发表。这里不去说它。这里想说明的一点是，戈尔巴乔夫把斯大林的政治错误和罪行是作了区别的，而这样区别是有道理的。譬如，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建立高度集权的宫僚行政体制，乃至卫国战争前夕和初期的判断和指挥错误以及外交方面的错误等等，这些方面的弊端和失误，哪怕十分严重的，恐伯还应归人“严重的政治错误”。即使其中有的措施今天看来完全错了，也造成很坏的后果（譬如1929至1931年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但还是多少可用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首次建设社会主义来解释。目的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只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