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友谊是由鲜血凝结而成的，因而是永久的和坚固的。
　　 ——摘自斯大林致希特勒电 《真理报》1939年12月25日
　　　　
　　卡廷森林事件被发现时，所谓“永久的和坚固的”友谊正被一场残酷的战争充分证明着。斯大林恐怕可以付出任何代价，只要他能收回上面的这个电报。我奉劝大家不要在这位领袖的全集中费力寻找这句话，就象不要寻找他同样发表在在《真理报》上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的文章中的一段话：“起义的全部实际准备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肯定地说，卫戍部队之所以能迅速转向苏维埃一方以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巧妙的工作安排，党首先要感谢托洛茨基同志”。如果在当时，哪位不识趣的部下把领袖的这些语录重新发表一下，肯定会在政治上杀害了斯大林同志的同时，在肉体上杀害了自己。
　　
　　 1943年2月，俄罗斯农夫Ivan Krivozertsev无意中在卡廷(Katyn)森林的Kozy Gory(Goat Hill)发现了成千被草草掩埋的尸体，身上的制服表明他们是波兰军人，随后，更多的尸体被发掘出来。德国占领军当局进行掘尸检验和遗骸鉴定，参加工作的有德国人，还有应波兰红十字会的请求出面的波兰病理解剖学家，另外还有两个独立的国际调查团，结论是这是苏联内务部的作品；苏联也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主席是红军首席外科医生、医学科学院首任院长尼古拉·尼洛维奇·布尔坚科，调查结论是德国人杀害了这些战俘。双方就此展开了在战场之外的另一个争夺世界舆论的较量。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谜底，也就可以明白到底是谁在撒谎。
　　
　　其实斯大林没有撒谎的必要，他完全可以解释说这是合法的行为。在这里，我们可以再一次欣赏到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刑事诉讼程序。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在1940年3月5日签下了死亡通行证，大约22000名波兰战俘被以“特殊方式”处理。“根据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案件资料作出对被捕者结束侦查和完成起诉书”，“由梅尔库洛夫、科布洛夫、巴什塔科夫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处理案件和作出决定”，“处理案件无需传唤被捕者和提出指控”。
　　
　　 除了政治局决议，今天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沉重的东西。编号490的尸体，Adam Solski少校，留下了日记，一直描写到1940年4月9日那个冰冷的早晨，他和其他人被用汽车送到不知名的地方，被拿走手表、结婚戒指.Waclaw Kruk中尉，尸体编号424，在日记中这样写到：“我们在火车站被押上被严密看护的囚车。现在我们在等待出发。虽然我先前是乐观的，但是现在的结论是这次行程预示不妙”。除了对生命的悲叹，从这些证据来看，内务部甚至没有遵守“控告结论在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这个已经是很恐怖的法律条文。
　　
　　这些尸体大部分被用一种俄罗斯的独特方法捆绑着：双臂背后，大衣掀起过头至颈，另一个带子从颈部向背后勒在被绑上的腕部，任何移动都会把脖子勒紧。大部分人是被从后面近距离开枪处决的，少部分反抗者身上还有四棱（four-cornered，我不懂武器，这个词是这样翻译吗？)刺刀造成的十字型伤口。
　　
　　 这些被杀害的波兰军官，很大部分属于所谓的“后备军”，即非职业军人，其中包括科学家、医生、律师、法官、教授。所以这次处决仿佛被蒙上了一种“阶级斗争”的色彩。
　　
　　但是不要以为这种屠杀是对反动军官的专利。斯大林的清洗是不分阶级、出身和政治党派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人民委员中的8名（列宁和其他4人在清洗前逝世，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谋杀，剩余1人就是他本人）；“列宁逝世后的第一次党代会，即1925年5月召开的俄共十五大选出的７名政治局委员，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余六人全部被枪决或谋杀”。这个名单上的还有苏共“十七大”选出的１７３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１１０人；这次党代会的１９９６名代表中的１１０８人；苏联５位元帅中的３位，１６位集团军司令员中的１５位，所有的军长，几乎所有的师长和旅长，将近一半的团长；所有的集团军政治委员，几乎所有的军、师、旅政治委员和三分之一发团政治委员以及许许多多的中级和下级的指挥人员……
　　
　　 “波兰共产党的损失更重，因为它的大部分领导人都住在莫斯科，他们无一幸免：波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列辛斯基、波共创始人之一，Ａ·瓦尔斯基；波兰工人运动领袖，薇拉·科斯特舍娃；斯大林居然用邀请的方式将没有住在苏联的波共政治局委员Г·亨里霍夫斯基和叶日·伦格请到莫斯科，说是有“要事”商量。在这两位政治家的政治生涯中，肯定没有过比这次莫斯科之行更“重要”的事了——他俩再没有回到波兰。”
　　
　　 “可以肯定地说，被斯大林杀害的共产党人，比科学社会主义问世以来各国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人加起来还要多。”
　　
　　 这种清洗，目标是暴君猜疑下任何可能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是任何其思想可能不来源于钦定文本教材的人。所有这些牺牲者，在人道主义层面是受害者，在法制层面是被剥夺了权利的人。
　　
　　 在苏联时代的卡廷森林森林的纪念碑上，用俄文和波兰文铭刻着“纪念法西斯下的遇难者”，“1941年纳粹杀害的波兰军官”。前面的部分，我认为可以不用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