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四月全会所选择的方针是十分必需的。除了革命性的改革以外，另一种合理的选择是根本没有的。在这一点上，大家相当一致。但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选择什么方式来赢得这种转变，却是摆在代表会议的代表们面前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革新的中心点，而如果准确些说应是列宁主义复兴的中心点，在我看来在于下列两个方面。首先，经济的彻底改善；其次，广泛的民主化。所有这些的前提是存在真正的人民主权。它会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个苏联人的权利的价值，特别是会提高他对社会、对历史和对自己的社会的和道德的责任感。

　　在我看来，真正的通读祖国历史的所有篇章对解决革新的问题具有不小的意义。遗憾的是，人们对这暂时还所知甚少。历史——这是人民的记忆。它使人们可能真实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而这种了解是创建需要的事物所必需的。真理正在澄清，虽然经常带来痛苦。这种痛苦可能是剧烈的和长期的……

　　——您在自己的书里是否写到这些？

　　——是的，我现在正在写作《胜利与悲剧》一书，讲的可能是苏联历史上最充满矛盾的时期——斯大林专权的时期。我力图既分析斯大林个人的个性，他的思想和行动的根源，也分析“恺撒主义”和强加于党和人民的不可思议的迫害的原因，力图搞清20至40年代胜利和悲剧的教训。我想要说明，一个人的胜利是怎样转变为整个人民的悲剧的。

　　——在苏共二十大首先提出大力消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并指出克服它的方法以后，已经过去30多年了。但遗憾的是，我国人民对很多事情了解得仍很不彻底。用今天的观点看，对斯大林的个性，对他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应该怎样评价呢？我们的社会有没有可能避免象个人迷信这样丑陋的现象呢？《劳动报》的很多读者带着这些问题向编辑部寻求解答。

　　——伟大的法国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有一个很睿智的思想：历史学家有权用自己的假设与已经发生了的事变相对立。在我看来，斯大林主义、对领袖的个人迷信、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完全不是必定如此的，不是命中注定的。如果考虑到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关于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撤换下来的欲望，采取相应的措施，那末甚至这个能够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大概就有可能使我们避免后来发生的给人民心灵造成流血创伤的许多事件。如果伊里奇遗留下来的党和国家的民主基础（其中包括，譬如，确定总书记的任期）能够得到发展，如果权力的交接、监督、选举、报告工作和最广泛的民主化的机制能够得以实现，象列宁遗言嘱咐的那样，那么，我想，就谈不到任何法制的破坏。专权的实质在于民主不完善的体制，在于缺乏避免滥用权力的可靠的社会保障机制，以及在于那个时期的政治文化水平不高。当然，也还存在着个人迷信的外部原因：来自外部的经常的威胁鼓励了集权和限制民主。

　　有时人们会说，我们与斯大林一道“取得了胜利”，“完成了建设”，“做成了”很多事情。当然，否定下列情况是荒唐的：我们在建设强大的工业、建立新型的生产关系和新的文化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尽管存在着扭曲、存在着那个年代的法制破坏，社会主义在上次大战中，在很多其他方面表现出了自己的优越性。但我相信，我们取得的胜利、完成的建设和做成的事情，如果没有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会更多一些，而付出鲜血和损失会更少。只是凭借着十月革命留下的巨大的纯真的精神财富才在斯大林恐怖横行的时期保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道德价值。

　　例如，我们谈谈这样—个论点：我们取得胜利是由于斯大林。而事实是这样的。在战争前夕，每一个军区的指挥员，几乎一半的军长和师长遭到镇压。从1937年5月1日到1938年9月1日，几乎有40000名红军中高级指挥员被消灭。如果说排级指挥员可以在不少于6个月的时间内被培训，而这个期限也只是最艰难的战争期间的做法，那么，为了培养师、集团军和方面军的指挥员又需要多少时间呢？当时马上就由一些缺乏必要的经验和知识的人指挥我们的集团军和师。很多人表现出色，但这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和流血啊！我还没有说人的生命本身无可挽回的价值啦……

　　——而他们思想的活力又怎样呢？

　　——是的，牺牲的不仅是人，而且常常还有思想。一般来说应该指出，在30年代，我国的军事理论思想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斯韦钦、特里安达菲洛夫，图哈切夫斯基、伊谢尔松和其他一系列理论家提出了对那个时代来说很先进的思思，例如，机动战、积极防御、使用大批坦克等。

　　众所周知，在战争前夜，斯大林曾三次审查国家的防御计划。但总书记又两次否定了它。为什么？这是因为总参谋部认为，主要打击将来自西部方向，沿着通往莫斯科的最近的道路。而斯大林从自己的国内战争期间的观点出发强迫修改计划。主要打击方向被确定在南部地区。这导致部队配置方面的变化，力量没有被集中在那些需要的方向上。在后来，在1942年，斯大林又犯了类似的错误。“这次正相反”。当时，由于他的坚持，部队被集中在西部方向，而希特勒军队恰好突然冲向南部的高加索……你们看，这就是来来的大元帅战略天才的代价。是的，在1943年和后来的时候，斯大林已经不再允许这种失误，但这不只是他的功劳。而是整个最高指挥机关的功劳。

　　还存在着政治错误。直到最后时刻，斯大林仍不相信希特勒将要进犯我们国家。在6月22日前的一星期内，他说战争至少在明年春天之前不大有可能爆发，虽然他掌握有来自侦察人员、外交官和投诚人员关于相反情况的所有材料。大家知道的塔斯社6月14日的可悲的声明，与其说迷惑了法西斯分子，不如说迷惑了苏联人民，这个声明追求的是十分具体的目标：召唤希特勒举行新的谈判，以为谈判可以拖延下去，6月、7月……，而到8月，法西斯分子就不会发动战争了——冬季临近了。但在这些问题上，希特勒不比斯大林了解得差，他没有吞食这个诱饵。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怎么回事？康·西蒙诺夫在自己的评论文章《在我这一代人看来》中谈到这个条约，曾在人民中间引起困惑。直到现在对这个条约还存在着相反的态度。这是一个错误呢，还是相反，是一个英明的政治步骤？

　　——确实，直到今天，这个条约仍有很多批评家。特别是在国外。很多人认为，它打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这是对西方的背叛行为。然而，我想，真理应该是高于一切的。在从很多方面谴责斯大林的同时，我们应该指出，他的主要目的——拖延战争，是正确的。他为此做了很多事，虽然在方法上常常是错误的。不应忘记，波兰和西方国家在我们之前已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不是我们首先在这里开辟了道路。要知道我们曾建议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这个建议被否定了。斯大林与波兰大使举行过会谈，当时谈到允许我国军队通过波德边界来保卫波兰安全，这种安全是与我国的安全相关的。但遭到了拒绝。

　　因此，虽然这个条约看起来在道义上是不光彩的，它却在使战争有所推迟方面起到了自己的作用。而真正不可原谅的失误是在一个月后即9月28日作出的。还是在莫斯科，还是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南（斯大林也出席了）签订了。友好和边界条约。，只要想想它的名称就够了，与法西斯德国的友好条约。在这里已经不需要任何注释了，因为所有这些看起来是极端亵渎性的。

　　因而，当时希特勒感觉到，只要不爆发战争，斯大林准备作任何让步。他开始变得更加无耻。《友好条约》使人民阵线，反法西斯力量，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迷失了方向。我们在国际上变得极其孤立。实际上，这种在手段选择上的不讲道义（这是斯大林的基本特点）导致了与他设想的愿望相反的结果：希特勒得到了鼓励，反法西斯力量精神颓丧，自己的道德形象受到损害。所有这些在战争进程中都有反映。

　　——斯大林本人是否在事后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或者真正认为自己绝对正确？在您看来，这个人的心理素质怎么样？

　　——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斯大林。他变得更“平凡”了，“神圣的方面”大概消失了。他感觉到，他也可能犯错误，甚至是灾难性的错误。斯大林变得，如果可以对他用这个词的话，更普通了。他感觉到，不仅我们的国家，而且他本人能否存在，这个问题仅仅取决于领导接近人民，取决于最大限度地动员人民的所有精神的和物质的力量。虽然在胜利以后他重又变得“唯我独尊”了。

　　一般说来这个人心理（我们说得温和一些）很不同异常。例如，他无限地信任纸面上的东西。如果某个材料向他表明，某某是敌人，通常他总是相信。几乎找不到这种情况，他否定了告密，把它当做虚假的、幼稚的，杜撰的或者完全是挑拨性东西。对书面材料、机构、官僚体系和等级制度的偏爱，大概是斯大林的心理特点之一。

　　斯大林是一个非常隐讳感情的人，很多人力图猜测他的意见。只有少数人成功。例如，贝利亚的特点是，他比别人更善于猜测，并因此自鸣得意地说，“他想的和斯大林想的一样”。但一般说来“领袖”通常对自己最亲密的伙伴也要隐藏自己的真正意图。当斯大林企图达到某种大的目标时，那就要较长时间地、谨慎地、用小步来走向它。但在这时他表现出异乎寻常地坚定和始终如一，不会在任何东西面前止步。特别是在权力的角逐中和在实现自己的想法的斗争中更是如此。

　　我相信，总体说来，这个人的心理特征首先在于，就他的智慧和性格来说，他是个教条主义者。他认为下列情况是完全自然的，由于信奉马列主义，那么他所说的一切就都是终极真理。请试着阅读斯大林的任何一部大的著作吧，他经常引用自己的话。同时，引文已经被看做是经典的、无可争辩的、和绝对正确的。他只是对它们作了些解释。

　　同时，斯大林在内心深处又是孤独的。请想象一下这样的专制君主，没有人和他争辩，不需向谁证明什么，解释什么，也不需向谁道歉。无论他说什么，立即都会成为“伟大的、天才的、无以复加的”。

　　斯大林的智慧尽管是合理的、机智的和狡诈的，看来并没有失去实际的考虑，但他终究只是个理论上的通俗解说者。虽然他写作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顺便插一句，这部著作不是他写作的），他并不懂政治经济学。哲学更使斯大林感到困难。当然，他有一本著作叫做《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是一部粗糙的书。斯大林不可能使自己表现得象个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家，譬如说，像布哈林那样。布哈林常提出独创性的思想，尽管有时不是无可争议的，有时是错误的。在20年代，一些来自工业学院和共产主义科学院的教授每周两三次到斯大林那里去讲课，它的正式的说法叫咨询。著名的哲学家斯滕也教过斯大林，他拟订了一个提纲，向斯大林介绍古典哲学，介绍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和费希特的著作。然而，这位从前的教会学校的学生表现出对理解这样复杂的材料缺乏训练。在30年代，斯滕毫无痕迹地消失了。

　　斯大林成了列宁主义的积极的通俗解说者。他把列宁的理论以简单化的、粗陋的方式加以阐述。他的很多文章和讲话被如此密集的引文所取代，以致于如果“抖动”一下这篇文章，就会只留下标点符号。说实在的，斯大林就是这样一个理论家。这个具有教义问答式思维的人喜欢把一切都按照格式来罗列。机会主义的“四个特点”，红军的“三个特点”，生产的“四个特点”，托洛茨基主义的若干特点：一切都按格式。但这里没有辩证法的深刻性，这只会促进教条主义思维。

　　斯大林是一个大伪君子。我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有才能的演员，他善于扮演“民族之父”、“统帅”和“领导者”的角色。在人们面前，他通常不表现出自己残忍的品性。但例如只要有一次空军司令雷恰戈夫对较高的事故率表达了与“领袖”不同的意见，刚过一星期他就永远地消失了。甚至与斯大林一起共事20多年的最亲密的助手波斯克列贝舍夫也成了斯大林惩罚机器的牺牲品。根据贝利亚的决定，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妻子被逮捕了。甚至不允许她写信。虽然波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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