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的发现：后极权社会简评(1)
一
彩虹桥原是重庆市綦江县的一座钢结构拱桥，前几年的一天突然瞬时坍塌。在桥上行走的四十个人，非死即伤。对于彩虹桥的隐患，虽也有过微弱的警告声音，但没有人会相信。“哪会呢？刚才还有车辆行人从桥上走过呢。”于是彩虹桥终于没有任何预警地坍塌了，使它成为寿命最短的桥梁。决定的因素是，彩虹桥的内部结构坍塌前已不为人知地达到了破坏极限，即使没有四十个行人走过，一阵从天空落下的风也会使它坍塌。
当彩虹桥坍塌时，瓦茨拉夫?哈维尔先生正担任捷克总统。他并不知道什么彩虹桥，自然也与彩虹桥的坍塌没有任何关系。但他在担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之前十四年，即已预见到那座社会主义捷克的“彩虹桥”终有一天要坍塌，而这个结论却是通过他对当时捷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进行了精辟分析之后得出的。历史的演进证明了他的分析是正确的，他的发现堪称20世纪社会科学的一项伟大成就。
哈维尔称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苏联坦克碾碎后的捷克为“后极权社会”。但捷克不过是当时苏联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一个有着独立地位的国家，而是一切听命于“苏联老大哥”并为其控制，因此这个“后极权社会”并不是捷克的独立存在，而是当时整个苏联集团的状况。就是说，哈维尔关于“后极权社会”的发现，不仅适用于捷克，适用于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而且也适用于控制着这些卫星国的宠然大物苏联，后来整个苏东集团在短短的时间内发生的演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后极权社会的涵义是“后期极权社会”，在前面与它相区别的是前期极权社会，在后面与它相对的则是一个民主的、多元的和开放的社会，例如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
20世纪前期极权社会的创立者是列宁。前期极权社会的特点一是全面而严格地控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这种控制远远超过资本主义以前的君权专制制度；二是它有着远大的越出一国范围的世界性的目标，要发动世界革命，要解放全人类，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妙理想；三是它有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高居于全社会之上，作为自己行动和目标的指导，认为自己已掌握了历史的规律，有能力控制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制定出完善而正确的经济计划，战胜一切困难后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因此这个社会的领导集团也理应始终高居于社会之上。特别是，在整个过程中，伟大的领袖和英明的党是不会犯任何重大错误的，因而不容许任何越界的批评甚至怀疑。它只容许一种批评，即专制得还不够，统治得还不严密，谦虚得有些过份等等。
前极权社会比之后极权社会是意气高昂充满了信心的，它敢于公开自己的主张，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它敢于公布事情的真相，敢于在报刊上和不同的意见公开论战，把论敌的文章公开发表或出版。不仅像列宁这样的最高领袖坚信其目的的正当性，他的同事、干部和党员们大多也都有这类坚定的信心和意志，而且相当数量的群众也都接受其意识形态的真理性，相信领袖和党为他们描述的目标，并把一切不择手段、不计代价的行为理解为实现伟大目标的必须，而所有的挫折则反映了道路是曲折的必然。另外，前期极权社会是富于进取精神和创造活力的，而且其中不乏个性鲜明的人物。
从前期极权主义到后期极权主义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这种演变首先从上层开始，甚至首先是从最高统治者开始的。前极权主义之所以演变为后极权主义，除了它在世界观和理论体系上的缺陷，突出的问题是过分强调手段（如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从而使手段转化成了他们自私、近视和猥琐的目的。斯大林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屠杀大迫害，连他自己也不相信那许多受迫害的对象真的是什么要复辟资本主义。他的鹰犬们对像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这一批党的第一代领袖人物做工作说：为了党的事业和共产主义目标，党需要你们承认自己反对党和企图暗杀斯大林同志，以便更好地和资产阶级敌人作斗争。手段是为目标服务的，但斯大林的目标却绝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而是为了独揽一切权力。布哈林这些人把自己的冤死同共产主义目标联系起来则只能看做那些昔日的共产主义者精神崩溃的表现。从大镇压开始，苏联上层已开始进入后极权状态，他们不再相信自己拥有伟大而光明的目标了。
捷克这些卫星社会主义国家的遗传基因来自苏联。尽管当1948年捷共开始掌权时苏联上层早已不再相信什么共产主义，但初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捷克的领导人和革命者仍然要经历从前期极权主义到后期极权主义的生命历程。哈维尔在《故事与极权主义》一文中写道（1987年）：
“195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有装满好几万无辜人们的巨大集中营。与此同时，建设工地充满着好几万青年积极分子，他们具有新的信仰，唱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歌。那时有拷打，枪决，穿越边境戏剧性的追逐，密谋。与此同时，颂词正在写给首席独裁者。共和国的总统为他的亲朋友好签署死亡许可证，但是你有时仍然可以在街上看到他。”
但是经过了1968年苏联和华沙条约成员国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前极权主义的面纱被撕破了，于是很快地，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使捷克从原初的极权社会迅速进入后极权社会。
过去的20年，捷克斯洛伐克几乎可以作为图解一种发达的、后期的极权主义制度作用的一本教科书。革命的精神和恐怖已经由沉闷的惰性，受托词支配的小心谨慎，官僚主义的不负责任，和无意识的、照章行事的行为方式所取代，所有这些的惟一的目的就是要将社会逐渐变成现在的模样。
狂热者的歌声和受拷打者的呼叫声不再被听到，无法无天已经装出温文尔雅的样子，并且从拷打室搬到没有个性的官僚们装潢一新的办公室。如果共和国总理终于在街上被看到，那么他是躲藏在呼啸着开往机场的轿车防弹玻璃后，去会见卡扎菲上校。
二
对后极权主义的否定通常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用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的理想和理论批判后极权主义的专制、肆意侵犯人权和权力控制下的计划经济模式。于是替极权主义辩护的先生们说：历史是有规律的。皇权专制固然不符合关于民主、人权的理想，但是它存在了两千多年。这恰好证明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于是借口理想来否定极权主义的企图便轻易地遭到失败，政府对他们的压制和打击也常常得到许多民众的理解而畅行无阻。
第二种否定前进了一步，不是用一种思想、理论来批判现实，而是用一种事实和另一种事实做比较。通常是用西方的民主、人权等现实成就来否定后极权主义的种种制度弊端。这种否定从两方面受到辩护者的消解：一是西方制度也是有缺陷的，这可以举出大量的个案来证明，而我们的目标则是要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病，建立一个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我们社会的种种弊端恰是旧社会的遗留和资本主义影响的产物，因此我们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二是我们有自己的民族特点，绝不能照搬西方模式。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我们定会创造出超过西方的社会制度。当共产主义的实验失败后，民族主义就上升为后极权主义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
哈维尔的发现与上面两种思路相反。他不是通过高尚的理想和另一类事实从外部去否定后极权社会，而是深入到极权社会的内部结构中，观察它、研究它、解剖它，分析它的矛盾，指陈它的演变，最后得出这种社会由于自身生命之不可抗拒的逻辑，必然要走向崩溃、解体或者安乐死的结论，后者在捷克、波兰等国发生时，被称之为“天鹅绒革命”。
在1968年华沙条约国对“布拉格之春”进行镇压后，如同历史上每次社会振荡之后一样，人们又回到他们日常的劳作中，因为他们要活着，为了他们自己。“他们投身于巨大的生产定额，完成或超额完成它们；他们像一个人那样投票，一致地选举某个推荐给他们的侯选人；他们在各种政治组织中活动，参加会议和游行；他们宣称支持他们应该支持的每一件事情。没有地方可以看到对于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持异议者的迹象。”
但是哈维尔在《给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中问道：“所有这些是否进一步巩固了您的成功，完成了您的小集团所制定的任务――它们赢得了社会的支持和稳定了这个国家的形势？”
从官方的统计数字和表面上看，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一个全都联合起来的社会给予其政府以全部支持。”但对不带偏见的观察者来说，其回答则是：“他们被恐惧所驱赶。”
“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入团并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恐惧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母采用所有义务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因为恐惧拒绝的结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被推荐的候选人投票，并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前程的恐惧，他们不得不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惧使得他们经历自我批评、赎罪、不光彩地填写一大串丢脸问题的令人羞辱的行为。”“因为恐惧被从正在进行的工作中驱赶出来，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效忠于他们事实上并不接受的观念，写他们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虚假的东西，参加官方的组织和参与他们认为是几无价值的工作，歪曲和删改他们自己的作品。”
但这种恐惧并不是针对个别人的特殊案件才发生的，而是“对于一种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机的集体意识或多或少的分享”，是一种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一种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
“恐惧并不是当前社会结构中仅有的建筑材料。然而，它是主要的、基本的材料，没有恐惧甚至连表面的统一、纪律和一致亦不复存在，断言我们国家可以获得稳定局面的官方文件即基于此。”
前期极权主义威胁人们的主要形式是逮捕、审判、拷打、没收财产、流放、死刑等等。后极权主义的压制采取的却是更微妙更精致的形式，“转向生存压力的领域”。尽管如此，“问题的核心并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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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桥原是重庆市綦江县的一座钢结构拱桥，前几年的一天突然瞬时坍塌。在桥上行走的四十个人，非死即伤。对于彩虹桥的隐患，虽也有过微弱的警告声音，但没有人会相信。“哪会呢？刚才还有车辆行人从桥上走过呢。”于是彩虹桥终于没有任何预警地坍塌了，使它成为寿命最短的桥梁。决定的因素是，彩虹桥的内部结构坍塌前已不为人知地达到了破坏极限，即使没有四十个行人走过，一阵从天空落下的风也会使它坍塌。
当彩虹桥坍塌时，瓦茨拉夫?哈维尔先生正担任捷克总统。他并不知道什么彩虹桥，自然也与彩虹桥的坍塌没有任何关系。但他在担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之前十四年，即已预见到那座社会主义捷克的“彩虹桥”终有一天要坍塌，而这个结论却是通过他对当时捷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进行了精辟分析之后得出的。历史的演进证明了他的分析是正确的，他的发现堪称20世纪社会科学的一项伟大成就。
哈维尔称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苏联坦克碾碎后的捷克为“后极权社会”。但捷克不过是当时苏联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一个有着独立地位的国家，而是一切听命于“苏联老大哥”并为其控制，因此这个“后极权社会”并不是捷克的独立存在，而是当时整个苏联集团的状况。就是说，哈维尔关于“后极权社会”的发现，不仅适用于捷克，适用于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而且也适用于控制着这些卫星国的宠然大物苏联，后来整个苏东集团在短短的时间内发生的演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后极权社会的涵义是“后期极权社会”，在前面与它相区别的是前期极权社会，在后面与它相对的则是一个民主的、多元的和开放的社会，例如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
20世纪前期极权社会的创立者是列宁。前期极权社会的特点一是全面而严格地控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这种控制远远超过资本主义以前的君权专制制度；二是它有着远大的越出一国范围的世界性的目标，要发动世界革命，要解放全人类，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妙理想；三是它有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高居于全社会之上，作为自己行动和目标的指导，认为自己已掌握了历史的规律，有能力控制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制定出完善而正确的经济计划，战胜一切困难后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因此这个社会的领导集团也理应始终高居于社会之上。特别是，在整个过程中，伟大的领袖和英明的党是不会犯任何重大错误的，因而不容许任何越界的批评甚至怀疑。它只容许一种批评，即专制得还不够，统治得还不严密，谦虚得有些过份等等。
前极权社会比之后极权社会是意气高昂充满了信心的，它敢于公开自己的主张，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它敢于公布事情的真相，敢于在报刊上和不同的意见公开论战，把论敌的文章公开发表或出版。不仅像列宁这样的最高领袖坚信其目的的正当性，他的同事、干部和党员们大多也都有这类坚定的信心和意志，而且相当数量的群众也都接受其意识形态的真理性，相信领袖和党为他们描述的目标，并把一切不择手段、不计代价的行为理解为实现伟大目标的必须，而所有的挫折则反映了道路是曲折的必然。另外，前期极权社会是富于进取精神和创造活力的，而且其中不乏个性鲜明的人物。
从前期极权主义到后期极权主义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这种演变首先从上层开始，甚至首先是从最高统治者开始的。前极权主义之所以演变为后极权主义，除了它在世界观和理论体系上的缺陷，突出的问题是过分强调手段（如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从而使手段转化成了他们自私、近视和猥琐的目的。斯大林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屠杀大迫害，连他自己也不相信那许多受迫害的对象真的是什么要复辟资本主义。他的鹰犬们对像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这一批党的第一代领袖人物做工作说：为了党的事业和共产主义目标，党需要你们承认自己反对党和企图暗杀斯大林同志，以便更好地和资产阶级敌人作斗争。手段是为目标服务的，但斯大林的目标却绝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而是为了独揽一切权力。布哈林这些人把自己的冤死同共产主义目标联系起来则只能看做那些昔日的共产主义者精神崩溃的表现。从大镇压开始，苏联上层已开始进入后极权状态，他们不再相信自己拥有伟大而光明的目标了。
捷克这些卫星社会主义国家的遗传基因来自苏联。尽管当1948年捷共开始掌权时苏联上层早已不再相信什么共产主义，但初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捷克的领导人和革命者仍然要经历从前期极权主义到后期极权主义的生命历程。哈维尔在《故事与极权主义》一文中写道（1987年）：
“195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有装满好几万无辜人们的巨大集中营。与此同时，建设工地充满着好几万青年积极分子，他们具有新的信仰，唱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歌。那时有拷打，枪决，穿越边境戏剧性的追逐，密谋。与此同时，颂词正在写给首席独裁者。共和国的总统为他的亲朋友好签署死亡许可证，但是你有时仍然可以在街上看到他。”
但是经过了1968年苏联和华沙条约成员国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前极权主义的面纱被撕破了，于是很快地，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使捷克从原初的极权社会迅速进入后极权社会。
过去的20年，捷克斯洛伐克几乎可以作为图解一种发达的、后期的极权主义制度作用的一本教科书。革命的精神和恐怖已经由沉闷的惰性，受托词支配的小心谨慎，官僚主义的不负责任，和无意识的、照章行事的行为方式所取代，所有这些的惟一的目的就是要将社会逐渐变成现在的模样。
狂热者的歌声和受拷打者的呼叫声不再被听到，无法无天已经装出温文尔雅的样子，并且从拷打室搬到没有个性的官僚们装潢一新的办公室。如果共和国总理终于在街上被看到，那么他是躲藏在呼啸着开往机场的轿车防弹玻璃后，去会见卡扎菲上校。
二
对后极权主义的否定通常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用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的理想和理论批判后极权主义的专制、肆意侵犯人权和权力控制下的计划经济模式。于是替极权主义辩护的先生们说：历史是有规律的。皇权专制固然不符合关于民主、人权的理想，但是它存在了两千多年。这恰好证明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于是借口理想来否定极权主义的企图便轻易地遭到失败，政府对他们的压制和打击也常常得到许多民众的理解而畅行无阻。
第二种否定前进了一步，不是用一种思想、理论来批判现实，而是用一种事实和另一种事实做比较。通常是用西方的民主、人权等现实成就来否定后极权主义的种种制度弊端。这种否定从两方面受到辩护者的消解：一是西方制度也是有缺陷的，这可以举出大量的个案来证明，而我们的目标则是要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病，建立一个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我们社会的种种弊端恰是旧社会的遗留和资本主义影响的产物，因此我们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二是我们有自己的民族特点，绝不能照搬西方模式。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我们定会创造出超过西方的社会制度。当共产主义的实验失败后，民族主义就上升为后极权主义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
哈维尔的发现与上面两种思路相反。他不是通过高尚的理想和另一类事实从外部去否定后极权社会，而是深入到极权社会的内部结构中，观察它、研究它、解剖它，分析它的矛盾，指陈它的演变，最后得出这种社会由于自身生命之不可抗拒的逻辑，必然要走向崩溃、解体或者安乐死的结论，后者在捷克、波兰等国发生时，被称之为“天鹅绒革命”。
在1968年华沙条约国对“布拉格之春”进行镇压后，如同历史上每次社会振荡之后一样，人们又回到他们日常的劳作中，因为他们要活着，为了他们自己。“他们投身于巨大的生产定额，完成或超额完成它们；他们像一个人那样投票，一致地选举某个推荐给他们的侯选人；他们在各种政治组织中活动，参加会议和游行；他们宣称支持他们应该支持的每一件事情。没有地方可以看到对于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持异议者的迹象。”
但是哈维尔在《给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中问道：“所有这些是否进一步巩固了您的成功，完成了您的小集团所制定的任务――它们赢得了社会的支持和稳定了这个国家的形势？”
从官方的统计数字和表面上看，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一个全都联合起来的社会给予其政府以全部支持。”但对不带偏见的观察者来说，其回答则是：“他们被恐惧所驱赶。”
“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入团并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恐惧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母采用所有义务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因为恐惧拒绝的结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被推荐的候选人投票，并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前程的恐惧，他们不得不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惧使得他们经历自我批评、赎罪、不光彩地填写一大串丢脸问题的令人羞辱的行为。”“因为恐惧被从正在进行的工作中驱赶出来，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效忠于他们事实上并不接受的观念，写他们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虚假的东西，参加官方的组织和参与他们认为是几无价值的工作，歪曲和删改他们自己的作品。”
但这种恐惧并不是针对个别人的特殊案件才发生的，而是“对于一种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机的集体意识或多或少的分享”，是一种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一种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
“恐惧并不是当前社会结构中仅有的建筑材料。然而，它是主要的、基本的材料，没有恐惧甚至连表面的统一、纪律和一致亦不复存在，断言我们国家可以获得稳定局面的官方文件即基于此。”
前期极权主义威胁人们的主要形式是逮捕、审判、拷打、没收财产、流放、死刑等等。后极权主义的压制采取的却是更微妙更精致的形式，“转向生存压力的领域”。尽管如此，“问题的核心并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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