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事情发生，标志着社会的变化发展。这些事情和故事就构成历史的链条。“一个有生气的社会是一个有历史的社会”，充满了有趣的引人入胜的甚至是惊险的故事。但在后极权社会，“真实历史的非秩序化被有条不紊的伪历史所取代，它的作者不是社会生活，而是一个官方的设计者。取代事件的结果是，我们被弄得没有事件；我们生活在从周年纪念到周年纪念，从庆祝到庆祝，从游行到游行，从全体一致同意到全体一致选举及再来一遍；从一个无聊的节日到另一个无聊的节日之中。”
在使世界僵止不动的努力中，它也令自己僵止不动，瓦解了自己对任何新生事物妥善处理或阻挡自然的生活之流的能力。因此，这种“熵”的制度注定地变成它自身致命原则的牺牲品而且是最脆弱的牺牲品，由于在它自身结构之内缺乏任何动力，将转向自己的反面。与此相反，生活以她压抑不了的渴望反对熵，她越来越有能力成功地富有创造性地抵制被强暴，强暴的权威将更快地受制于其自身。
“由于试图使生活瘫痪，当权者也会自己瘫痪”，并使他们丧失了继续令生活瘫痪的能力。而生活，“不管怎样被粗暴地蹂躏，她最终要比蹂躏她的力量活得更长久。”极权主义“为了它自己生存它要依赖生活，而生活不以任何方式依赖它。”
在没有故事的地方必定会发生事故，而且往往是突如其来的重大的事故。这类事故一次次地冲击着后极权主义者单向思维的僵硬模式，事故使他们虽然会发生某些变化，但他们改变的速度受制于自身根深柢固的偏见，始终赶不上生活本身前进的速度。
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的苏联和希特勒的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斯大林看来，既然是“他”决定签订这个条约，这个条约就无比正确而且一定会得到确实遵守。于是1941年6月22日德国向苏联的突然进攻就成为一个天大的事故。在进攻之前几个月，就有德国将要进攻苏联的情报不断传来，但斯大林先生如何会相信呢？“他”早就掌握了历史规律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如果德国可能进攻，他就不会签订这个条约；既然他签定了这个条约，德国就一定不会进攻。历史学家、塔斯社的宣传一再告诉人们，“历史是按照斯大林同志的预言发展的”，连斯大林同志最后对这种宣传也坚信不疑。总之，在德国发动进攻后，斯大林先生竟然一个星期没有露面，他在突发的事故面前既失去了现实感，更失去了应变能力。
第二个大事故是1986年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核泄漏。这怎么可能呢？当时苏联的官僚们既难以相信会发生了核电站泄漏的事故，更不能想像要向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公布事故真相。结果由于隐瞒事故加剧了核泄漏造成的灾难。最后在国际舆论的强烈抗议和谴责下才不得已公布了事故真相，并以此为契机将“公开性”作为苏共一条重大的改革措施确定下来。
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先生锐意改革，但由于体制已过分僵化，改革的速度怎么也赶不上生活变化的节奏。1988年苏联实行多党制后，出人意料地在1991年8月19日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奇特的一次军事政变。执政的苏共党内的保守派发动政变，推翻由本党执政的政府。他们的脑筋怎么也转不过弯来，共产党怎么会从领导党变成了一个“执政党”，他们固执地想要重演27年前勃烈日涅夫等人发动宫廷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故事，再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件违犯宪法和法律的犯罪行为，最后导致了苏联共产党的解体。
在没有故事的地方一定有事故发生。生命本身是富于创造性和进取精神的。希特勒虽是大独裁者，但他属于早期极权主义，正处在他恶魔生命历程如日中天的上升阶段，因此他能打斯大林一个措手不及。当然与后极权主义从本质上长久对立的则是千百万普通人民那广阔的日常生活。
如果生活不可能永久地被毁灭，那么，历史也不可能全部进入一种止步不前。秘密的小溪涓涓流淌于惯性和伪事件沉重的覆盖之下，渐渐地并难以觉察地从底部呈现出来。这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有一天它必然发生：这种覆盖将不再有约束并将要揭开。
它是这种时刻，是可以看得见的某些事情开始发生，他们是真正新的和独一无二的，从未列入官方“发生”的日历上，并使得我们不再对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无动于衷，它们是真正历史的，在历史要求再次被听到的意义上。
官方之所以不能相信更不能应对生活中必定要发生的冲开束缚的事件，是因为这类事件前所未有和独一无二的性质（历史虽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从未列入官方的“日历”上，也从未出现在官方用来抑制生活的“文件”上。斯大林曾经嘲笑过一位舰长突然看到海平面上出现了敌舰时，惊惶失措，赶紧翻阅马克思的《资本论》以求应敌之策。而当希特勒来犯时，斯大林的表现更在这位舰长之下，他的脑子只剩下一片空白。他们从来不相信，事情会出现在他们的计划之外，他们也从不打算从不考虑一旦事情出现在他们的计划、方针、政策、文件之外，他们将怎么办；他们除了把它看做自己队伍的错误和敌对势力的捣乱而照例惩罚镇压外，其余的则一点也不知道该当如何应对。
在那些没有这种（公开的权力）竞争和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必然存在压抑。――像在每一个“熵”制度中发生的那样－－当权者，不是使自己和生活一致，而是试图令生活和自己一致。不是公开地和持续地处理真正的冲突、要求和争端，而是简单地用一个面纱将它们掩盖起来。但是，在这层掩盖之下的某些地方，这些冲突和要求在继续生长和增多，反而造成这种掩盖不再发生作用时刻的到来。它意味着这样的时刻，死亡的惯性压迫遭到崩溃和历史重又迅速地进入这个地区。
在这种情况之后发生什么？当权者仍有足够的力量阻止这些致命冲突以公开讨论或公开的权力竞争的形式出现。但他们不再有力量全部抵制这种压力。因此生活有可能破土而出－－在权力的秘密通道中，可能有着具有生活气息的秘密讨论和最终是秘密竞争。当然，当权者对此是没有准备的：任何与生活实质性的对话都超出他们的能力之外。因此他们恐慌。生活以个人的争吵、阴谋、陷阱及对抗的方式散布混乱于他们的会议室中，甚至连自己的亲信代理也不可信了。
哈维尔指出：“这样一种飓风穿过僵化的权力大厦的时刻，远远不是我们这些处于权力堡垒之外的人感到有趣的一个来源。”但是几乎所有的人事先都不自觉地会卷入这个历史事件。“多年来为了表面上的完善、无懈可击、不出一个故障而运转的机器，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其原因在于当权者动用解决矛盾所需十倍的力量去掩盖和压制矛盾，从而“制造”出一个在某一刻必定要爆炸的定时炸弹。长期起作用的是社会本身不可抗拒的需要和利益。“除了生活长期而平静的压力、持续的抵抗之外，最终也是整个社会的不可抗拒的要求和利益，它们的冲突和张力，时时地瓦解着这个权力基础。”
人们为了外在的安宁和平静，他们的人类尊严付出了长期羞辱的代价。“而一个人如能长时间地忍受，也必将长时间地记住。”“所有这些将在我们社会意识深层的某个地方安家和积累，它们正在平静地发酵。”
而后极权社会的当政者已失去早期极权主义者的“创见性”和自信心。“今天的制度仅仅建立在少数统治者自我保存的本性和被统治的大多数人的恐惧之上。”他们不但较之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前期极权社会缺乏合法性，其合法性甚至还赶不上以“奉天子民”自诩的古代皇权专制主义。特别是“一个吹嘘自己是有史以来最科学的政府，不可能抓住自身运作的基本规则，向自己的过去学习，这是令人惊愕的。”恩格斯在说到他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时，只有一句话：“它是可以讨论的。”而苏联集团的“科学社会主义”，除了最高领袖逻辑混乱的胡编乱造，最大的特点就是断然不允许讨论。最具反科学性质的理论偏偏贴上了“科学”的标签。而在这种情况下，“预见任何一个关于未来的‘真实的时刻’的可行性方案都是不容易的。”改变的前提只能是承认“科学”的本质“是可以讨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前提必定是可以任意颠扑。
诗人曾经发出过“我们不是石头，不是木头”的呼喊。然而恰恰是后极权社会的权力阶层把群众看做石头和木头。哈维尔说：“人类灵魂远远不是一个任何东西都能往里面倒的容器”，但官方却一直认为可以把他们随心所欲炮制的任何思想通过高强度的反复宣传“灌输”到人民的头脑里去，而一旦某一处的人民发出了自己声音，则一定是“少数别有用心的分子”在迷惑利用群众。他们从来不想一想，政府动用其垄断了的一切宣传工具向人民灌输不进去官方的真理，而极少数不能指明其阿谁的“别有用心分子”却能轻易地右左群众的思想，除非人们相信他们掌握着某种魔咒，否则就应该寻找隐身在这些宣传聒噪下的真正原因。
四
压制、恐怖、伪善和谎言，是后极权主义的支柱。其结果不仅使社会丧失活力，也使当权者丧失对外界的感知能力和应对能力。而在一个没有故事的社会里，事故，而且是重大的事故就是必不可免的，最后导致不知回头的后极权社会无可逃遁的命运：崩溃、解体或者安乐死。
此外，腐败也是促使它死亡的重要原因。腐败是后极权社会权力的生存方式。因为这个政权除了统治集团自私的狭隘的利益，他们再也没有什么远大目标和崇高理想了。但腐败必将迅速激化它与人民的矛盾，即使把压制、恐怖和谎言再增加多少倍也无济于事。腐败从来不被当权者视为政治问题，相反却把彻底反腐败的行为看做政治问题。
上面两节中我们引用的话出自哈维尔《给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他的另一篇有影响的文章是写于1978年的《无权者的权力》。如果每一个无权的个人全都甘心于无权的地位和奴隶的命运，把自己改造成奴隶机器人，后极权主义就会“万寿无疆”以至无穷，天下也会永远太平。但生命和社会本身都不可能凝固不动，发展变化是生命的本质，而这就是他们不可战胜的逻辑。归根结底，后极权社会最后就败在了这些无权者的手下。
哈维尔对后极权社会之所以区别于传统的专制社会做了充分的精辟的分析，结论是适合于反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斗争武器和斗争形式在这里都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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