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传教的权利，也努力坚持自由的宗教生活；他们可能是画家、音乐家或歌唱家，可以是分享和帮助传播 独立文化的任何人，可能是用一切手段来代表和捍卫工人利益的人，促使工会名副其实或组织独立的工会；他们可能是大胆向官方呼吁要他们关注不公正的现象，将它们置于法律准绳之内的人；他们也可能是各种青年团体，努力摆脱控制并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自由地生活。这样的名单还可以列下去。”
由于后极权主义不断向人性发动全面的进攻，而被分裂为孤独的个人的人们又只能孤军奋战，因此一切“持异议者”都以自卫的形式出现，“以捍卫人类生活的真正目标来反抗极权主义制度的目标”。后极权主义制度早已不是一个理论、路线和纲领的问题（后极权主义者可以炮制出任何“新”的理论和纲领，而仍保持极权主义的实质不变），而是一个生活本身的问题。因此，生活在真实中，从小事做起，非政治的政治，这个低调的、即时的甚至负面的“纲领”，这个仅仅保卫人们正常生活的“纲领”，就是现实中最理想最积极的纲领。它首先使自己回到生活的起点，从而迫使政治也回到生活的起点―――关心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即组成“人民”这一宏伟概念的每一个有名有姓的个人。
“持异议者”颇怀疑不择手段来改变制度和更换政府，也怀疑为了这些“根本的”变革来牺牲“不重要的”东西即人的生命。那样的话，尊重理念就超过了尊重生命，是人类又一次面临奴役的危险所在。
他们把注意力转向具体的人们，保卫他们当下的利益，并深信“用暴力制造的未来只会比现行制度更加糟糕”，即“暴力换得的未来只会打上暴力的致命烙印。”
五
后极权社会对人民的压迫、审判、关押和杀害都是通过法律进行的，并借此对全体人民威慑恐吓，使整个社会或明显或暗昧地维持在恐怖的气氛之中。前期极权主义者公然宣称“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但他们心中的“统治阶级”却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的知识分子；后极权社会中愚妄的当权者却把“统治阶级的意志”偷换成“统治者”即他们自己的意志。但他们的这种意图却只能作为一种阴暗的思想深藏在他们空洞的头脑中，从而与正常思维理解的某些法律条文屹然相对。于是在一定条件下，非法的成为合法的，而合法的成为非法的。
“压迫性工具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越重要，同样按规章制度办事就越重要。”如果没有法官、检察官，没有辩护律师和法庭速记员，特别是没有某些法律条文和对法律的极权主义解释，“那末怎么会轻而易举地把复制了几本禁书的人关进监狱？”“假如没有法典，这一切不仅无法想像，在技术上也完全不可能。”后极权制度也根本无法存在。
重要的不仅在于法律条文规定了政府能够做什么和人民不能做什么，尤其在于人们对这些法律条文的理解。和早期极权主义比较，后极权主义更要依靠歪曲法律来维持权力。
我经常看到，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与经验丰富的宪章分子及勇敢的律师打交道时，如果他们受到人们的注意（这时候个人都是具名的，他们没法再受到机器的匿名保护），他们会突然变得十分焦虑和谨慎起来，小心不让仪式出现漏洞。这当然并不改变在仪式后面的专横事实，然而官员们的紧张焦虑必然造成对于专横的制约和削弱。
他们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迫害制度中无名的螺丝钉面对具体的被迫害者时，他们心灵中未能被全部消灭的人性为他们故意歪曲法律的恶行感到心虚胆怯、尴尬和羞愧。法律绝不仅仅是他们胡作非为的工具，它本身还有另外的性质。
“因此那些认为法律只是装潢门面、缺乏可信性、毫无用处的想法，正好强化了法律装潢门面和制造仪式的作用。”这就等于肯定法律只是假象世界的一部分，从而听任那些主要靠武断和曲解滥用法律的人从容地享到最廉价同时也是最虚伪无耻的借口。当法律被看做一纸空文时，它确实就是一纸空文。当人们转而追问法律条文的原旨和普遍理解的真实性时，它就可能成为公民维权的武器。
在《来自远方的拷问》（又名《哈维尔自传》）一书中，哈维尔说道：“章程的起草人恐怕连做梦也没想到有人真的按照这一条去做。这也许正是他们还保留这一条的原因。也许在其他法律和章程包括《宪法》中保留许多类似的民主条款的原因，就是要装点门面，并且相信不会有人敢于真正那么地做。”这种说法对于后极权社会的愚妄分子无疑是适合的。但后极权社会的权力机构中，并不都由那些愚妄分子组成，还有完全不同的人在，例如在哈维尔的著作中称之为“反教条主义者”，“开明的共产党员”的那些人。“1960年代，开明的共产党员开始‘发现’尚未认可的文化价值和现象，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步。”因为它为改革开辟了新的空间。只有走出第一步，才可能走出第二步；而只要走出第一步，就有希望走出第二步。
哈维尔写道：“（官方）顺应潮流的更高阶段，是官方结构内部分化的过程。”他说到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情况：
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后极权制度并未像今天这样僵化、停滞不前和死气沉沉，迫使人们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建立组织。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1968年的政权要开放得多。它当时已被斯大林专制主义弄得疲惫不堪，不得不在绝望中摸索无痛的改革道路，但其内部腐烂已经无法挽回，不能作出理智的回应，来面对社会情绪的变化，面对年轻一代的世界观，面对在非政治领域中捍卫生活的真诚表达－－这些表达在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广阔范围之内，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出现。
有重要意义的不是1968年捷克改革的局限性和改良性质，而是已经出现了民间和官方的某些合作互动局面。我们必须正视并弄清这些事情的意义，并思考“如果不是苏联的坦克把‘布拉克之春’又挤回到极权政治的严冬，历史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性？”
不管是当时的捷克还是苏联，规章、法律和宪法中有利于人民的有关民主和人权的条文，并非完全是装潢门面而没有实行的诚意。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20世纪共产党人的原教旨，特别是早期的苏联、东欧共产党人在掌握政权之前就已谙熟马克思的学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民主、人权、个人自由的观念全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他们的著作中所以不再详述这些理论，是因为这都是18世纪的欧洲和北美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对于每一个懂得马克思主义ABC的真实的共产党人，民主、人权这些属于人类的先进观念也都是无庸置疑的。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应该建立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也和后来苏联东欧由国家政权垄断的所有制大相径庭。尤其是他们阐明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更和极权主义者仅仅把自由当做手段或“资产阶级的欺骗”的说法水火不容。对于这些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人（而不是像如今的许多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共产党人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他们把民主、自由和许多有利于人民的条文写入规章、法律和宪法就不是装点门面而是要认真执行的，这些条文既符合现实的状况和需要，也是他们的理想和价值观的产物。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出现苏联和东欧一轮又一轮的改革。不仅在政权内部存在着开明和顽固、改革和保守，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或明或暗的派别，就是在每一单个人的思想中，也可以同时兼容善与恶、真理与谬误、民主与极权这些对立的成分，因而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可以转化的而非铁板一块，顽石一堆。如果苏联在赫鲁晓夫之后不是勃烈日涅夫执政，采取停滞倒退的路线，而是（例如）安德罗波夫或者其他更真实的人物执政，进一步深化改革，苏联未必就会在1991年解体。但勃烈日涅夫执政的18年，使“彩虹桥”的几乎每一个构件都接近了破坏的极限，没有回天之力的戈尔巴乔夫又如何能挽狂澜于既倒呢？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这句历史主义的浅薄之见被鹦鹉学舌般地不断重复着，其实毫无道理。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假设，历史科学更是如此，因为在历史过程中的变数比自然过程更多。在民主、人权已成为世界大潮的时代，苏联集团却自我封闭于厚厚的铁幕之中，竟然维持了73年，历史的耐心和人民的等待均已达到极限。深入到这个极权社会内部，人们不由感喟：留给改革的时间何其短暂，改革的步履又何其蹒跚踟蹰！苏东的解体仅仅对极权主义的既得利益者是一场悲剧。对历史而言，它的长期存在和谢幕方式，都是不可思议的荒诞剧。
对执政的共产党人来说，最根深柢固的偏见莫过于认为自己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因而应高居于社会之上这种蛰伏在内心深处，表现在一切言行上的自大狂了。当他们振振有词地自吹“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时，他们没有想到，即使马克思主义全部是真理，它却不是什么在密室中传授的秘籍咒语，只能像皇帝的玉玺一样传给特定的接班人；它们写在书本上，在一切国家公开发行，别人为什么就不能比你们更准确更全面地掌握它呢？更何况马克思主义和任何学说一样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20世纪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自命为唯物主义者，但他们一贯奉行的却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的那种唯物主义。他写道：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行使“改变了的教育”的教育者本身也是改变前的教育的产物，他们如何能对人们实行“改变了的教育”呢？结论只能是：他们生下来就是超越于教育之上的天才和超人，理应高居于社会之上，永远担任教育者的角色。可惜马克思所批判的“这种”唯物主义并没有被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这些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理解，他们不自觉地陷入其中，养成了一种致命的自负，认为真理永远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认为“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不管他们的领袖是如何地胡思乱想和作秀，也不管他们犯了多少令人瞠目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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