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期间（2000—2006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就会发现墨西哥GDP年均增长率仅为23%。从2001年到2003年，增长率连续三年为负值或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根据过去新自由主义模式实行25年来的记录，墨西哥年均增长率为193%，而人口增长率还不到2%（只有176%）。在这25年里，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长017%。这意味着墨西哥需要400多年的时间才能使人均GDP翻一番。由于失业和低工资，数以百万计的墨西哥人被迫移民，这是新自由主义在墨西哥失败最显而易见的、活生生的证明。
约瑟·瓦伦苏埃拉（José Valenzuela）估计，在墨西哥，由于实际工资的减少，剩余产品与产品总量（即经济体扩大再生产的潜力）的比率一直在上升。但是只有15%—16%的总盈余用于投资；而剩下的84%—85%则花在了非生产性用途上。如果盈余、投资和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对经济增长的最大化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那么85%的盈余用在非生产领域，而只有15%—16%的盈余成为资本，这一点则需要引起极大关注了。如果我们看看用于生产的投资，就会发现它还不足10%。总之，新自由主义模式使城乡工人遭到残酷压榨，并使盈余被大量挥霍。
历史上，墨西哥就是一个社会严重不平等的国家。甚至连新自由主义者也不否认，在实施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25年里，不平等现象变得更加突出。一些指标就能说明这一点。墨西哥证券交易所的资料显示，2006年底，173万投资者（占墨西哥人口总数的016%）在股票市场上积累的资本就相当于其GDP的377%。据世界银行报道，墨西哥105亿人口中有50%生活贫困，日工资不足4美元。其中，15%的居民生活极端贫困，日收入不足1美元。
约瑟·瓦伦苏埃拉又利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经济委员会（ECLAC）2004年的数据强调了以下事实：在2002年墨西哥市区的家庭收入分配方面，10%最贫困的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收入的31%，而10%最富有的家庭却占了312%。不平等状况非常惊人。
在运用墨西哥现有的分类最详细的统计资料并考察30多种衡量社会经济福祉的变量之后，加百列·门多萨·皮卡多（Gabriel Mendoza Pichardo）发现了影响墨西哥收入水平和福祉的三个重要的区域性因素：（1）北方（相对富裕）和南方（贫穷、落后、生活水平低）的分化；（2）墨西哥南部和东南部地区（恰巧是实施普韦布拉·巴拿马计划的地区）最贫困；（3）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导下，墨西哥31个州在1950—1980年间出现的GDP和人均GDP区域趋同的趋势已经停止。
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到来，墨西哥经历了一个从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模式到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的结构性转变。进口开始超过出口。墨西哥的对外贸易高度集中，主要贸易对象是美国（略超过90%），而且国内出口商只限于几个生产集团（仅有10个）。许多工业链被打断，导致数千家企业、甚至所有连锁店的破产。工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性以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金属制造业在整个工业部门中的重要性都在衰退。金融部门在GDP中的重要性提高了，而社会总产值的结构却因此被扭曲。
墨西哥经济也遭遇了寄生性金融体制所带来的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不仅体现在公共财政的支出方面，而且还表现在生产部门的低贷款率和银行服务佣金的高成本。
由于墨西哥还有一定的债务偿还能力，所以此次大选未爆发像1982、1987和1994年那样的金融危机，但我们也不应忘记国家外债已达403亿美元，而且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已拿出数千亿美元来偿还这些债务。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们看到内债上升，目前，联邦政府的内部国债已达到1100亿美元。
最后，垄断导致大量企业破产。一个仅由20个强大的墨西哥金融集团和其他20个外国集团组成的小型核心团体已稳稳地占据了整个墨西哥市场。结果，墨西哥诞生了一些世界上最富的人，而且这一金融集团的势力不仅延伸到了生产领域（工业和农业），还触及到了贸易、服务和金融业。他们在电信、电子、汽车制造、水泥、玻璃、啤酒和纺织品等行业中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石油出口、美墨边界加工区的产业活动和移民工人的汇款仍是墨西哥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这表明，至少有两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会影响到这些产业能否继续存在。第一，石油储量正在迅速减少。石油出口不仅是墨西哥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还贡献了三分之一强的国家税收收入。第二，未来移民汇款的增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实施怎样的移民政策。
我们还要补充一下美国经济外部和财政失衡对墨西哥经济所遇到的这些问题的影响。美国经济失衡会导致增长放缓，可能引起急剧通胀、社会开支紧缩。所有这些都与伊拉克战争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密不可分。因此，如果美国政治经济不稳定，那么墨西哥也会面临潜在恶果。未来抗议活动差不多会以这一模式所导致的社会崩溃的速度蔓延。
[李春兰、李楠：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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