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正是这样，主流意识形态使用的辞藻和语言，都是有严格意义限定的，是一种自足而独特的语义系统。
这个语义系统，正是对索绪尔语言理论的最 好证明。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论述过“所指”和“能指”，不是经验认识上的文字符号和内容那样的固定对应关系，“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 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所指在系统中实现和表现自己的意义， “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这一系统分历时和共时、句段和联想 等等对应关系。）
例如，“人民”这个所指，在启蒙主义的语境中，是有着明确的具体含义。卢梭《社会契约论》中有一段话：“这一由全体个人结合 而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而以之和它的同类相比较时， 则称之为政权；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被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人民如果是单纯地 服从，那么，人民本身就会由于这一行为而解体，就会丧失其人民的品质，只要一旦出现一个主人，就立刻不再有主权者了。并且，政治体也从此就告毁灭。”“人 民”在卢梭的思想里有两种绝对权力，就是随时可以讨论两个提案：“主权者愿意保证现有政府形式吗？”“人民意愿让那些目前实际在担当行政责任的人们继续当 政吗？”
可以看到，符号意义变化的两种形式：同一意义，在不同系统中，有不同的符号；同一符号，在不同系统中，有不同的意义。“人民”在卢梭 的启蒙主义语境中，具有“主权者”的意义。而少典则分析，在后极权主义的语境中，实际上它是某种政治势力的代称。（不知道这种理解客观否？）（结构主义正 是由此从索绪尔处发源的。实际上索绪尔的理论我认为也特别具有一种生活哲学或存在主义的意味，所指（符号）的意义在生活中也是呈系统性变化的，例如“玫瑰 花”这个符号，放在自然界和放在两个恋人之间的意义，是有很大差别的。）
在后极权社会，正像“人民”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所有以往美好的符号都 被系统性地抽空了原来的含义。“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名义下被奴役；把彻底使人渺小说 成人的完全解放；剥夺人的知情权叫做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做群众参政：无法无天叫做遵法守纪；压制文化叫做百花齐放；帝国影响的扩张说成是支援被压迫人 民；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为政权成了自己谎 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处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 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也不怕，假装从不做假。”（哈维尔）就是在这种“假装”中，后极权完成了对人类语言文明的背叛和亵渎。
后极权社会的 语言是高度分化的。大致可分两套语言，一套是意识形态语言；一套是社会生活语言。前者，便是少典兄所分析的对象——HJT在美国纽黑文耶鲁大学的讲演语 言，这场演讲语言，亦不过是意识形态语言的缩影或代表而已。这种语言冠冕堂皇，就是哈维尔所分析的，它把坏的意义变成历时语言系统中非常好的符号，把本质 非常好的意义，变成语言历时系统中坏的符号。例如，“把官僚政府叫做人民政府”，把民主社会对后极权人权等等状况的关注说成是“形形色色的偏见和误解”。 这种语言具有生硬、蛮横、伪饰、暧昧等等特点，但在公共场合尤其是党政公共场合大行其道。在后极权社会它不具有什么欺骗性，这和它在极权社会具有的强烈欺 骗性形成鲜明对比。但后极权决不放弃它，正如装神弄鬼者绝不放弃自己的一套巫术用语体系一样。实际上，这套语言毫无意义，毫无用处，充满了同语反复、假大 空、自说自话和自以为是，基本沦为和现实（即使是语言者自身的现实）完全不搭界的语言游戏。谁玩得越自如，谁就越能操控话语权，从而赢得政治权力。
和 意识形态语言相对应的是社会生活语言。这套语言，我认为有两个表现形式，一是基于生活实用的极端形而下表述。文学中的所谓“新写实”等等“流派”的出现， 其实是生活中语言琐屑化和极端实用化的延伸，曾经非常诗意的汉语，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中，以及文学艺术中，已经成为了“失落的文明”，我们的语言中充满 了以“操”、“日”等等生物本能意义的词汇。（附：拙作《操：一个现象学分析》）另一种形式是反讽。这是社会生活语言应对意识形态语言的一种策略，这体现 为蓬勃发展的讽刺性的手机短信、市井笑话尤其是政治笑话等等。但这种反讽，毁坏性的意义大于建设性，它更多地不表现为反抗，而表现为犬儒主义式的调侃与玩 世不恭，从而成为意识形态语言游戏之外的新的语言游戏。而这种语言游戏，构成了后极权瓦解神圣价值和超验关怀的一个及其成功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