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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style="FONT-SIZE: 14pt; LINE-HEIGHT: 200%; FONT-FAMILY: 黑体">我是这样认识文革的
——在《文革思想真谛探讨：〈毛泽东的“珠峰”〉读书交流会》上的发言< AN lang=EN-US>
肖衍庆< AN lang=EN-US>
我也是文革“过来人”。文革不但是一场政治大革命，也是一场思想大解放运动，即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兴无灭资的大运动。通过这场大革命，我确立的革命世界观，至今没有动摇。现将我的亲身经历向大家做个汇报，供大家研究文革参考。< AN lang=EN-US>
以受教育者的心态参加文革< AN lang=EN-US>
1966年< AN lang=EN-US>5 月，文革开始时，我在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当时是在通县一个工厂搞四清、学大庆。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一发表，我们就从工厂回到机关参加运动。记得当时我们研究室主任王▽▽（后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端着茶杯，翘着二郎腿出席批判会的。“王▽▽，你把态度放老实一点！”不知是谁喊了这么一声，王▽▽吓了一跳，才把二郎腿放了下来。这时，我才觉悟到，敢不敢和单位的主要领导划清界限，批判他们的修正主义，就是对每一个人的实际考验。
运动来得非常迅猛。我们在机关没呆几天，工厂的工人就起来了。我们几个年轻干部担任工厂车间的政治指导员，工人就来机关揪斗我们。从这时起，我们就成了两种身份人，一种是在机关充当革命派，一种是回工厂充当被斗对象。我回工厂比较晚，是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会服务后，接到工厂要我回去的电话。我当时有幻想，以为自己在工厂和工人“三同”，关系不错，不会被斗。接到电话后，我心神不定，连中午饭也不想吃，是硬着头皮、抱着七上八下的心情回到工厂的。没有想到工人没有让我低头，只是站着听他们的发言批判。工人们说得好，你是修正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害了我们，你也是受害者，我们批判你，就是要你和我们一起批判修正主义。< AN lang=EN-US>
我回来的路上，一身轻松，好像洗了一个温水澡。第二天，我就在黑板上写下一条毛主席语录：“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没有想到，第二天就受到大伙的批评，说我在表白自己；我反复问自己：是这样吗？问明白了，就以自己的真实感受，鼓励比自己还年轻的干部去工厂接受群众批判。< AN lang=EN-US>
“一月风暴”兴起后，机关出现了两派夺权的辩论和斗争。我是一个穷学生，毕业分配到机关，连个书箱也没有，全部日记、创作都在办公桌里放着。对立派一砸抄，就断章取义公布了我的反革命“罪行”，对我进行批判武斗。我用大字报进行了必要的辩白，并表明愿意接受群众揭发批判的态度。< AN lang=EN-US>
当时，不论是正确批判，还是不正确批判，对于被批判者，都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在那些日子里，压力是很大的，迫使自己想，到底错在哪里？我就是这样度过群众批判这一关的。< AN lang=EN-US>
群众对修正主义的痛恨态度极大地教育了我。在大批判的高潮中，我抓住刘少奇这个最大的走资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言行，对照毛选四卷，语录对照式地批判，写成大字报，贴在机关大字报栏，受到大家的好评。从大批判中，我生平第一次从理论上认识了毛主席的伟大。< AN lang=EN-US>
于是，我就利用机关两派打派仗的空隙，日以继夜地抄录社会上传印的毛主席著作、讲话和文稿。我整整抄录了三大本。接着，我又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类，从中摘出语录，编抄成册，供自己学习。这样一来，毛主席在这三个方面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一清二楚。对毛主席的认识也就深化了。< AN lang=EN-US>
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包括我们自己培养的，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要给他们以再教育的重要指示传了下来。我们研究室大都是首都高校的高材生，大家一学习这个指示，思想都爆炸了，讨论会上争论很激烈，有的说：“说我们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那我们几十年的共产党员白当了！”我虽然没有这么反对，但思想也是不通的；凭着对毛主席的信赖，我深深地思索着。< AN lang=EN-US>
1968年底，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市委机关，开展“清队”。没有想到，军宣队的主要负责人思想“左”的比群众中的左倾思潮还“左”，他把我文艺作品中反面人物攻击毛主席的言论一概算成我的思想言论，批判我，要我交代反动思想，说，文艺作品中的反动言论是你反动思想的叶子，你交待反动思想是刨根。我说：“你打破我的脑袋，我也交代不出反动思想。”他们火了，就召开大会批判我。有人引用林彪的话，批判我是反对毛主席的大坏蛋。我在笔记本上记成“林副主席：‘……’……大坏蛋。”军宣队里有位将军的女儿，她在批判会上就站在我的背后，发现了这一记样，会下立即叫我交出笔记本，上报领导。于是，不容我争辩，就被打成“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上了批判会。会后，就被关进群众专政的黑屋子，成了当时市委机关最年轻的清查对象。< AN lang=EN-US>
我知道问题严重了，思想波动很大。在同屋里，有位老同志看出来，就安慰我说：“这是革命的监狱，你不要怕。”并以他两次坐革命监狱的事实开导我；军宣队里有位解放军知道我是冤案，就在送我回监室的楼梯口，传我一张小纸条，我回屋一看，是毛主席关于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的指示。这当然给我一很大的安定。< AN lang=EN-US>
在审查期间，有一天锯钢条劳动，监护我的是一个同派的青年工人，他偷着告诉我，我们研究室一位比我晚来的青年干部，经不起审查，爬上烟囱，跳下自杀；劝我安心接受审查。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到十分钟，我就锯坏了四根钢锯。工人师傅说：“你怎么啦？说你有意吧，你会觉得委屈。”我只好静下心来，好好劳动。晚上，躺在地板床上，合不上眼，想到自己从初中开始，就享受人民助学金，一直到大学毕业，光吃用就花了国家七千多元人民币。我不能走那条路，当劳动力，我也要把这笔钱还上。这样一想，我平静多了。第二天，我写了份血书：“今后忠于毛主席，愿洒热血为人民。”交给军宣队。< AN lang=EN-US>
后来，给我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我知道，自己是个冤案，一时难以申辩，就下定决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大批判，对旧的教育制度的批判，帮我认识到，像我这样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学生，走进大学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下可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这种思想还不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映吗？抓住了自己要改造的思想，接受“再教育”的觉悟就产生了。< AN lang=EN-US>
在这期间，我选录了三条毛主席语录，作为自己下放劳动的精神支柱。一条是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一条是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的：“聪明人往往处于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知识都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得来的。”一条是毛主席在审批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加写的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最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我就是带着这些精神支柱到北京郊区边远小山村，插队劳动锻炼的。< AN lang=EN-US>
在农村，我除了劳动，还学会给农民扎针看病，帮农民在城里买东西。一年冬天，我感冒了，浑身无力，可想起一位老人也患感冒，就在夜间拄着棍子，爬坡给老人扎针。回到屋，睡不着，翻看毛主席《纪念白求恩》，顿然觉悟到，知识分子为名为利的思想不就是“低级趣味”嘛。小时候读《三字经》，“扬名声，显父母”，对名利思想看得很重，现在能看出它就是“低级趣味”，那实在是我的世界观的一大变化。所以，林彪事件一出来，给我平反时，我给老伴写信说，千万不要埋怨组织，要感谢这次下放劳动，它让我明白了知识分子的改造，就是要改造为名为利的个人主义思想。有了这个立足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才能扎根。< AN lang=EN-US>
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加深对文革的认识< AN lang=EN-US>
平反以后，我很快回城工作。市委的一位部级领导和一位市级领导的夫人在北京市邮政局负责主要领导工作，我就被调到那里任宣传处副处长。但是，在工作中，我发现这两位知己的领导对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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