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剧《七品芝麻官》里，保定府清苑县的小县官唐成，为替民女林秀英伸冤，主持公道，与当朝权贵严嵩之妹，被御封为一品诰命夫人的严氏斗智斗勇，最终得以法办严氏。唐成在剧中所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正是其强大的内心支撑。

    在皇权专制时代，“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无疑是一种高尚的为官道德观，做为某些士人为官者的自我道德要求，他体现了一种与当时的官场秩序格格不入的士大夫精神，因此，其所能够遭受的命运也是可以预见的。

    绝大多数为官者，并非某些人天生就是好官，或者某些人天生就是恶官。他们和我们每个人一样，都只是遵循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标准。倘若说，在某个官位上，作恶官所得到的收益甚多，而付出的成本却较少，那他顺其自然就成为一个恶官。就如同在七品芝麻官中的唐成，如果换作另外一个人，显然，选择与严氏同流合污，更有利于自身的官场前途，别忘了，严氏的哥哥可是权倾朝野的严嵩。

    问题的关键在于，倘若由一个好的制度，使得当官者不为民做主，就一定会被遣返回家卖红薯。那么，在此种前提下，为了避免回家卖红薯，大多数为官者都会选择与严氏斗智斗勇。显然，这在当时的监督追责机制来看，即使七品芝麻官与严氏同流合污个百儿八十次的，被遣返回家卖红薯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7月19日，云南孟连县发生的胶农聚集和冲突事件，致使40民警和10余名胶农受伤，2名胶农死亡。事件背后胶农与橡胶企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某些官员与警察充当企业的“武装家丁”，等等，理应引起深刻反省。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严厉警告相关官员：“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上，不如跳河算了！”

    “跳河说”与“卖红薯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区别在于，前者是县官唐成的自我道德要求，而后者却是上级官员的怒斥，可是，从效力上来讲，都未免流于空乏无力。

    那些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的官员，不会自己主动去“跳河”，也不会因为李纪恒的一番话而去“跳河”。按照一般的行事逻辑，他们会怎么做呢？其实在此次事件表现的已经很明显，自己的话没人听，那我就强制你民众得听，干事没人跟，那我就强制你民众得跟，在胶农与企业之间积累矛盾，心生怨恨的时候，自动的站在企业一边，当胶农集中起来，形势一触即发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力量更强，可以出动警察。

    上级不可能每天都来怒斥，这就说明上级的监管并不是一种常态；即使上级每天来怒斥，但要使得监管约束发生作用，已经隐含了一个前提：上级绝对正确，可是，谁又在监督约束上级，使得其能够正确呢？无疑，这只是说梦话罢了。所以说，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谁会去“卖红薯”，也没有谁去“跳河”，而只会继续让手中那缺乏限制的权力继续膨胀，持续搞出一系列的怪，力，乱，神出来。

    这其实已经涉及到权力机制的一个根源性问题：如果缺乏一个硬性的监管追责制度，使得为官者不“为民做主”的时候，得去“卖红薯”。那么，为官者并没有多大的动力去选择“为民做主”，在此等情境下，坚决执行“卖红薯论”的唐成们，就非常稀缺，沦为官员中的异类，两者力量对比的失衡也是应有之义，如此，一个“劣官驱逐好官”的官场秩序就逐日形成了。这种反转的激励机制，长此以往，只能出现一个结果，官员的执政效率日益低下，直到有一天，被整体淘汰出局。

      要想改观，无外乎在两方面着手：使得好官有合理的升迁渠道，此谓激励；使得坏官，回家去卖红薯，此谓追责。并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使得此种行为制度化，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如此，权力与官员才被纳入了一个正常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