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医务人员进来搬尸首！"
凌晨，１０月２６日，星欺六。处理莫斯科人质危机的指挥中心接到车臣武装人员从莫斯科轴承厂剧院打出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没有说明人质是怎么死亡的。离剧院不远的指挥中心，听到了２∶４０分的枪声。他们判断，车臣武装人员已经开始枪决人质。指挥中心下达了攻击令。
５∶１５分，进攻开始。精锐的阿尔法突击队从通风管道向剧院内施放了大剂量的鸦片衍生物气体芬太尼。这是一种强烈麻醉剂，几秒钟即起作用。当突击队员冲入剧院时，车臣武装人员和七百多名人质都已麻翻在地。突击队员击毙昏迷中的四十余车臣人，然后运出所有人质。这起震惊世界的严重事件，历经５７小时，甚至迫使俄国总统普京取消了赴墨西哥参加亚太经合会议的行程，至此总算落幕。
事后发现，星欺六凌晨２∶４０分的枪声，是因为有一位人质突然离座冲向车臣武装人员，而被不幸射杀。显然，自车臣武装人员于２３日夜间９时闯入剧院、扣押正在观看音乐剧《东北风》的观众及演员以来，长时间的饥渴、缺乏新鲜空气、呆坐不动和心理紧张，使死者失去了控制。车臣武装人员并未做出枪决人质的决定，当时，他们中的很多人正在欣赏剧院监视系统拍下的录像，欣赏他们自己是如何劫持人质的。
据俄国卫生部长舍甫琴柯介绍，特种部队使用的芬太尼气体应该不会致人死命。但是，人质当时处在与那位死者同样的令人崩溃的境地；又是在封闭空间中使用，麻醉剂不会随风稀释。死亡的１２０名人质中，竟然有１１８人死于芬太尼引起的副作用。
西方舆论赞扬俄国政府不向恐怖分子妥协的坚定决心，同时也批评了援救行动的急躁和粗疏。比如现场急救人员的缺乏；解毒剂的不足；使用化学气体的合法性；官方迟迟不愿透露气体成分、甚至不告知急救医生的苏维埃时代保密习惯，等等。《纽约时报》１０月２８日的社论说："在周末满是人众的剧院里的致命对决中，双方（俄国政府和车臣叛军）达到了新的低度。"
在这一新的低度上，俄国军队停止自车臣部分撤兵的计划，开展了对车臣武装人员的大规模新围剿。连车臣的民选总统马斯卡多夫，也被俄国政府定为恐怖分子，拒绝了他的谈判呼吁。为了方便军队行动，议会还通过了对反恐新闻报导的限制法案。
现在普京声称要全面打击恐怖分子。就象９·１１事件后美国总统布什所宣布的那样：不管恐怖分子躲藏在什么地方，照打不误。普京说：我重申，是不管什么地方！谁是俄国的阿富汗？普京没有明讲，但是俄国军方领导已经把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比作塔利班，指责他庇护车臣武装人员。
说起来，俄罗斯当初之所以会捧上车臣这块烫手山芋，和格鲁吉亚倒是大有干系。
彼得大帝（１６８２－１７２５在位）变法之后，俄罗斯日益强盛，也日益以东罗马帝国继承者自居，自视为保卫基督徒、抵抗穆斯林西侵的砥柱——-这一"国际主义义务"（不信教的中国人会认为这纯粹是帝国扩张的借口）有两条战线：一是在巴尔干帮助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斯拉夫民族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二是保护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基督徒，抵御波斯的入侵。如今我们看地图，伊朗与这两国之间隔着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与伊朗有一小段共同边界），但当时阿塞拜疆还是波斯帝国的领土。１７９５年，波斯人攻陷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其时俄国尚无强大海军，难以从黑海援助格鲁吉亚，援军必须翻越高加索山脉，沿所谓的"格鲁吉亚军事要道"进入山脉南部的格鲁吉亚--这条要道，正正通过车臣人在山脉北麓的聚居区。俄国在１８０１年并吞了格鲁吉亚，就此开始与车臣人的二百年恩怨。
车臣是个古老的民族。考古证据表明，约在六千年前，他们就已经生活在高加索地区。他们的语言也自成一家，属于北高加索的纳克－达格斯坦语，不是俄语所属的斯拉夫语，也不是周围一些伊斯兰民族所讲的突厥语。车臣人虽然古老而独立，笔者查看历史，却发现他们从未形成比较大的政治实体。社会学／政治学把人类群体分为四级：团队（ｂａｎｄ），部落（ｔｒｉｂｅ），酋邦（ｃｈｉｅｆｄｏｍ）和国家（ｓｔａｔｅ）。从部落到酋邦是一级非常重要的发展台阶，一个以政治为专业的统治阶层即在这一演变中形成，还有以法律而不是以家族关系处理人际冲突的政治实践。没有这样一批有相当管理经验的精英，缺乏按法治理的概念，一个民族将难以自立于今日的世界。车臣的悲剧，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停留在家族和部落的政治原始性有关。俄国不能象对待别的民族那样，依靠民族上层的归顺而实施间接的帝国管辖，就只能把车臣人套入直接的军事禁治，从而一开始就使俄军与车臣平民处于尖锐的对立。现在的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就是从俄军的堡垒发展而来。
高加索总督叶尔莫洛夫（１８１６－１８２７在任）用"三光"政策对付不屈的车臣人，连沙皇亚历山大一世（１８０１－１８２５在位）都指责他的手段过于残忍。小说《当代英雄》里，那个讲述了主角毕巧林强抢穆斯林姑娘的故事的老兵，就曾在叶尔莫洛夫手下服役。作者莱蒙托夫借着这个曾在车臣待过十多年的老兵的口，叹服车臣人的勇猛："咳，老弟，那帮匪徒可把我们折腾够了。如今，谢天谢地，他们可驯服多了。可是，当年那会儿，只要你出要塞围墙往外走一百步，就会有一个毛烘烘的恶鬼隐没在什么地方伺守着你：你一不留神，就会横祸临身--不是被套马索勒住脖子，就是被子弹击中后脑勺。这都是常有的事。那可是一些武艺精湛的家伙啊！"
"驯服多了"的车臣人，他们的反抗在十九世纪中叶再次达到高潮。当地的宗教领袖伊玛目夏米尔（Ｉｍａｍ Ｓｈａｍｉｌ，"伊玛目"是阿拉伯语带领祈祷之人、教长之意）领导车臣人和其他民族，从１８３４年到１８５９年，跟俄国人打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游击战。夏米尔是个宗教狂热分子，为宗教利益而无情剥夺部落长老的权力，所以虽然勇猛，却无法形成广泛的反俄统一战线。他们在后方骚扰，为奥斯曼帝国在克里米亚战争（１８５３－１８５６）中的胜利出了力。胜利了的土耳其穆斯林却没来派兵回报夏米尔，当地部落对他失去了信心。俄军趁机进攻，生擒夏米尔。跟随他的车臣人逃往土耳其，一部分远走中东，定居约旦。车臣人僻居高加索几千年，此时开始闯荡世界。
随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和奥托曼帝国为争夺巴尔干再次开战。车臣人再次为配合穆斯林兄弟而起义，再次受到镇压。
到了二十世纪，俄国大乱。十月革命后，先是邓尼金的白俄军队在伏尔加流域和高加索地区与红军作战，车臣人痛打闯入他们家乡的白军，还被莫斯科封了个苏维埃山地自治共和国。斯大林亲自参加了１９２１年的立国大会。但是蜜月很快结束。苏联在１９２９年开始农业合作化运动。俄罗斯贫苦农民是养不起马的，由俄罗斯工人组成的工作队，把有马的车臣人一律当"富农"，不但马要没收，而且俄共对富农的政策是肉体消灭。对于车臣部落牧民，马和枪是男人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抢他的马，他宁愿持枪死战。这一场游击战，一直打到德国入侵。
德军兵败斯大林格勒，终究未能闯入高加索。胜利后的红军，在１９４４年，却以十万兵力包围了车臣地区各村庄，自２月２３日至２４日，在两天之内，将整个车臣民族四十万人押上闷罐火车，解往哈萨克斯坦。押车的士兵接到命令：车臣人走离铁轨五米之外，即可将之射杀。这个民族的三分之一人口，死于流放。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如此描绘被流放的车臣人在五十年代的生活："车臣人实在不受周围人的欢迎，他们粗鲁，凶猛，公开表示讨厌俄罗斯人。"自从人们背信弃义地把他们赶出故乡的那一天起，他们就对一切都再也不相信了。他们盖起一些叫"萨克利亚"的平顶小房，低矮、黑暗、破破烂烂，像是一脚就可以踢倒似的。他们的"家当"也如此；只考虑当天、当月、当年，什么都不积蓄，不贮备，没有任何长远打算。他们只知道吃、喝。年轻人稍微讲究一点衣着。一年年过去了，他们还是和刚迁来时同样一无所有。"他们鄙视普及教育的法律和国家学校所教的知识，更不让女孩子去上学，怕在那里被败坏。男孩子也不是全上学的。他们不让妇女到集体农庄去干活，自己也不愿意在农庄土地上出力。他们大多数人设法当汽车司机：保养机器不丢脸，况且他们那种高级骑手的性格和爱好也可以在汽车的奔驰中得到某种满足。当司机还可以满足他们偷窃的愿望。不过，他们也采取直接行动满足这最后一种愿望。是车臣人把‘被偷了'‘''被偷光了'这类概念带给了和平的、朴实的、沉睡的哈萨克斯坦。他们会把成群的家畜赶走，把全家的东西偷光，有时则干脆强抢。"
索尔仁尼琴接着讲了一个血亲复仇的故事。索尔仁尼琴在中学任教时，九年级有个叫阿布杜尔·胡达耶夫的车臣男孩，他的哥哥酒醉后杀了一个老妇人。"这时他那醉醺醺的头脑才忽然想到：按车臣人的规矩他将会有何下场。于是他立即跑到民警机关去自首了。他倒是躲到监狱去了。但他还有母亲、弟弟、和另一个同宗的车臣老头胡达耶夫（家族中其他人已死于流放途中），论辈数该是阿布杜尔的叔父。杀人的事很快传遍了科克切列克的车臣人居住区。这时胡达耶夫家族剩下来的这三个人立即聚集到阿布杜尔家里，准备了一些食物和水，把门窗全部钉死，像躲进堡垒一样躲藏起来。按习俗，被害老妇人那一家族的车臣人必须杀死胡达耶夫家族中的一个人以报仇；胡达耶夫家族中的人鲜血不流，受害者家族中的人就没有资格在世上作人。"他们三人被团团围住了，当官的谁都不敢走近车臣人居住区里的胡达耶夫家。"从前在我们眼里一直显得那么威严可怖的区党委会、区苏维埃执委会、同警备司令部和民警机关一起隐藏在土墙里边的内务部派出机关等等，也都在血的复仇者的急促呼吸面前望而却步。""车臣人在哈萨克斯坦的大地上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路，他们傲视一切，不论是‘国家的主人'还是非主人，都得恭恭敬敬地给他们让路。血的复仇发出的光芒形成一个恐怖‘''场'，它也就用这种‘场'力维护并加强着这个小小的山地民族。"这是一群生活在暴政下的暴民。可以想见，这些暴民对害死了他们那么多亲人的暴政，会有何等的深仇大恨。
斯大林死后，他的昔日同僚开始清算他的罪行。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５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中说：任何可以理喻的人都无法理解，怎么可以让整个民族--包括老人、妇女、孩子、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某些人或个别团体的行为负责，让整个民族为之受苦和遭难。１９５７年１月８日，最高苏维埃宣布重建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并准许被流放的车臣人返回故乡。
车臣人熬到１９９１年，俄国再次大乱，苏联解体，他们心中深深埋藏的仇恨种子，终于抽条发芽了。１０月２７日，他们选举了前苏联空军少将佐哈尔·杜达耶夫作车臣总统，并宣布独立。杜达耶夫声明：如果俄国想和车臣建立特殊关系，则必须首先承认车臣的独立，对迫害车臣民族的罪行作出赔偿，并审判那些犯下罪行的人。
杜达耶夫正是出生在灾难的１９４４年。几星期之后，他们全村就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回到车臣后，杜达耶夫读书参军，一直升到轰炸机师师长。１９８９年驻扎在爱沙尼亚时，他对当地独立运动的同情，有助于缓和军方的态度，所以他至今受到爱沙尼亚人的敬重。杜达耶夫虽然天生聪明，毕竟是军人，不是政治家，而且车臣民族没有现代政治传统，他们的社会结构也很难容纳超越家族利益的管理。车臣很快陷入秩序瓦解的混乱中。从索尔仁尼琴的描绘，我们知道车臣人鄙视工业劳动和技术工作。宣布独立后，俄罗斯人纷纷离去，经济立即濒临崩溃。政治混乱、经济崩溃的后面，必然跟着犯罪活动的活跃。新兴热门行业是军火买卖。在波黑内战和亚美尼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