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是个‘怪人’！”

　　这句话引发了新华社女记者顾迈南的好奇心。1973年4月，中科院在三里河工人俱乐部召开全院党员干部大会，顾迈南听到院党组副书记武衡的报告里说：“我院一位年轻的数学工作者，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这人是谁？旁边的人告诉顾迈南，他叫陈景润，是个“怪人”，而且，“快死啦。”

　　后来，同样对“怪人”感兴趣的，还有《人民文学》杂志的副主编周明。当年他听到的传言是：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时，曾向中央领导打听陈景润，因为陈的论文已经引发了巨大的国际反响。有关部门就派人找这个陈景润，结果在中科院数学所找到了，居然是走“白专”道路的，很“怪”。

　　顾迈南和周明都觉得，应该见见这个“怪人”。

　　“其实，他并没有传闻的那样‘怪’。”2008年春，周明陷入回忆：“多么善良的一个人啊。”

　　新华社记者写下两份内参

　　第一次见到陈景润，顾迈南吓了一跳。

　　“当时正是暮春时节，而他还是‘全副武装’。”顾迈南说，陈景润穿着一身棉袄棉裤，戴着蓝棉布的鸭舌帽，看起来确实不合时宜。

　　接待顾迈南的是中科院“革委会”的负责人，他解释说，陈景润有结核病，长年低烧，所以总是穿得很厚。说完，他扭头对陈景润大喝：“陈景润，这位是新华社记者，你要老实谈问题！”

　　已经习惯被人斥责的陈景润，笑着对顾迈南点头：“谢谢，谢谢……”在此之前，陈景润已经遭受了多年的批判，扣在他头上的帽子是“安钻迷”、“白专道路典型”。作家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中记述，当时很多人搞不懂，陈景润“混进数学研究所，领了国家的工资，吃了人民的小米，研究什么‘1＋2’，1＋2不就等于3吗？”

　　经过近一个星期的采访，顾迈南弄清楚了，这个“1＋2”是困扰数学界200多年的世纪难题，但在陈景润手里取得了重大突破。早在1965年，32岁的陈景润已经写出了200多页的长篇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国外数学家都知道陈景润宣布的这个研究结果，但谁也不相信是真的。直到1972年，陈景润拿出了经过简化与改进的论文，这次只有20多页。北京大学教授闵嗣鹤、中科院数学所数论组负责人王元分别独立审核了陈景润的论文，认定这是一项超越前人的独创性成果。顾迈南把这些情况写成了内参《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同时，顾迈南还写了另一篇内参《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反映了陈景润抱病坚持从事科研工作的经历，并引用数学所科学家们的话说：“陈景润从事的这项基础数学研究工作，虽然一时还不能用在工农业生产上，但在国际上却是有影响的。因此，希望有关部门能关心关心他，给他治治病，让他把哥德巴赫猜想继续研究下去。”

　　《哥德巴赫猜想》轰动全国

　　两篇内参迅速送达了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1973年4月25日凌晨，顾迈南接到通知，要她连夜陪同迟群、武衡等领导同志去中关村看望陈景润。这次，走进陈景润的宿舍，顾迈南再次震惊了。

　　“这是一间大约只有6平方米的小屋，靠墙放着一张单人床，床前放着一张三屉桌，桌上床上到处堆着书籍、资料，窗台上、地上，放着破饭碗、药瓶子，碗里还有干了的酱油。”顾迈南记得，看到这样的情景，有人解释说，为了节约生活费，陈景润平时不吃菜，只用酱油泡水喝。

　　陈景润呆呆地站在床和桌子的夹缝里，惊恐不安地望着这些不速之客，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

　　武衡呆了半晌，说：“陈景润同志，跟我们走吧。”

　　不知所措的陈景润被带到清华大学的一个会客室里，坐定之后，武衡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毛主席、周总理，还有江青等人都看了内参，批给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要他关心一下陈景润，并按内参提出的要求，给陈景润治病。”顾迈南记得，当晚便有内科专家给陈景润做了检查，要求他住院治疗。

　　陈景润说：“谢谢毛主席的关怀，我没有做出什么贡献。”

　　1977年10月3日，新华社报道，陈景润的突出贡献为数学学科的发展写下光辉一页，中国科学院提升他为研究员。

　　1978年1月，《人民文学》刊发了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随后予以转载，“怪人陈景润”轰动全国。徐迟这篇著名的文章，缘起于1977年秋，《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一次会议。

　　“当时中央决定，1978年3月将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讨论和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规划。这是一次科学家的盛会，是一次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动员会。”周明说，他和编辑部的同志们都很兴奋，开会讨论如何在杂志版面上配合这次大会。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组织作家来写写我国的科学家。“不知谁提到了那个数学家陈景润，传说他的故事满天飞。”周明说，“于是大家推举我来具体办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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