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4日电 香港《大公报》4月24日发表评论文章说，2008年全球最流行的一个词就是“涨价”。号称低成本大国的中国也正逐渐远离这一称号，步入高成本时代。对此，全社会都要改变传统观念，去掉旧习惯，接受新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尽快适应这个新时代。

　　文章摘录如下：

　　面对涨价和高成本，无论百姓、企业还是政府，都不应过于焦虑(百姓的焦虑表现为，抢购商品并大量囤积；企业的焦虑表现为，因生产成本大幅提高、入不敷出而匆忙逃窜；政府的焦虑表现在，为减轻涨价对百姓的压力，政府被迫实施限价、补助等一些较为被动的举措)，或束手无策，而应理性和客观地看待它，并学会在高成本时代健康地生存和发展。对此，全社会都要改变传统观念，去掉旧习惯，接受新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尽快适应这个新时代。

　　在低成本年代，中国百姓对价格最敏感，习惯于买便宜货，因为东西便宜，也难免会随意丢弃，导致浪费，尤其是青年人。工资再低、福利再差的工作，也会有人干。然而在高成本时代，市场会拒绝忽视质量的低价产品，假冒伪劣产品会被挤出市场，人们买东西时不会只重价格了，而是更看重性价比，尤其会考虑其是否环保和节能。因为东西贵了，人们更应勤俭持家，不浪费，不乱花钱。在求职或工作时，应学会保护自身权益，应该得到的工资和待遇，应积极争取，不要放弃，更不应去干那些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作。

　　在低成本年代，企业经营成本最低、风险最小，这也就是为什么近20年来外企大举进军中国市场的主要原因之一。首先，中国劳动力工资低、福利少，企业用人成本很低；其次，行业门坎低，加上法律不健全，行业监管不力，环保、节能和减排标准较低，达不到国际标准等，导致企业为降低成本而轻环保和减排，企业得利，环境遭殃。低成本年代的内企有两个爱好：一是喜欢重价轻质，习惯于通过降低价格来提升产品的竞争力，认为只要价格足够低，就能卖得出去，致使价低命短的产品比比皆是；二是喜欢盲从，低水平重复生产，导致资源浪费大，效益低，根源在于资源过于便宜。

　　企业在高成本时代将面临巨大挑战：(一)企业必须变“低价战略”为“高质战略”。它必须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品性价比，争取做到“高质高价”。应谨慎生产低价产品，以防产品质量不稳定或入不敷出。(二)行业门坎抬高，源于国家环保和节能减排标准提高。因此，企业的生产技术和产品技术要尽快升级，使得生产和产品(如汽车、建筑和电子产品等)达到行业标准。(三)企业应加快在生产和产品上的创新速度，目的之一是降低成本。如麦当劳把炸薯条剩下的油变成货车用的燃料，许多企业把自己的工厂搬到原材料产地，以降低生产成本。(四)用人成本提高，源于员工工资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及新劳动法的颁布。企业因此要转变用人观念，视人力为资源而非成本，从而珍惜人力资源并发挥其潜力。东方航空公司发生的“飞行员集体返航”事件，主要原因就在于东航高管的用人理念太过滞后。劳动力成本提高，使得中国正逐渐失去成本优势，但其巨大的市场优势，又使得大部分外企至今不愿离开中国市场。

　　过去，中国以政治为中心，政府“少得少给”，即经济滞后，财政收入少，政府给予国民的也就少了。表现为：工资低，福利差，公共品短缺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以经济为中心”步入“以民为本”之发展阶段，政府就应“多得多给”，即经济高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增，政府给予国民的也应更多，在高成本时代尤为如此。现在政府确实已拥有这种新理念，并在多个领域逐一付诸实施，如，政府已加大对必需公共品的供应力度并确保供应的公平性，涉及教育、医疗、住房、公交、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等。政府还大幅增加对困难群体的补助，并通过颁布新劳动法以维护职工的基本权益。

　　在高成本时代，政府的政策导向对产品的价格和企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尤其要避免向企业乱收费，努力减免各种税费。如农产品价格的合理上涨，在中国尚不足以使农民生意兴隆，原因在于农产品流通中间环节太多，中间成本太高。政府只有通过减少各种流通环节和税费，才能真正让利于农民，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如，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来鼓励企业实现节能减排。最近有专家认为，内地房价高企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向企业乱收费所致，说明政府收费行为或制度性成本对产品价格的影响不容忽视。

　　在高成本时代，政府自身也要在节俭、节能减排、环保方面起带头作用。如尽量减少公交车出行，就能达到节俭、节能减排和环保的目的。对于那些诸如公款吃喝或旅游或送礼、公交车滥用、建豪华办公楼等铺张浪费的行为，不仅要遏制，而且要尽快消灭。(黄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