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失败后，孙中山重回中国。1917年，段祺瑞在张勋复辟后“再造共和”，废止了1913年选出的国会。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展开护法运动（亦称三次革命），号召国会议员一起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并就职为大元帅，誓师北伐。但广州护法政府逐渐由桂、滇系军人控制，孙中山实力有限，甚至出现“政令不出士敏土厂（大元帅府）”的情况。孙中山曾尝试发动兵变而未果。1918年桂、滇各系控制国会改组护法政府，以七总裁取代大元帅，孙中山被架空，被迫去职。1919年10月，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陈炯明成功击退盘踞广州一带的桂、滇系，请孙中山重回广州。次年，广州非常国会取消军政府，选孙中山为大总统（习惯上称为非常大总统)，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孙中山就职后力主军事北伐，最终与主张暂缓军事，联省自治的陈炯明产生激烈冲突，于1922年6月爆发炮击总统府事件，孙中山离粤退居上海。
        1921年后，孙中山在宣讲解释三民主义时，几度提及有人用世界主义反对其提倡民族主义。关于此事，后来的研究者从反对帝国主义的角度解释演讲的内容，指出反对世界主义是孙中山在他后期活动中为了宣传民族主义而进行的思想批判之一。（注：张磊：《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行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不过，孙中山当时回应的直接对象，并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泛指一般的世界主义。近年王尔敏先生的《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照孙中山的演讲指其说是警戒国人不可醉心于新文化运动（注：王尔敏：《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台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1999年版，第186页。关于孙中山回应世界主义的所指，海内外学人较少直接论及。2000年11月在中山翠亨的“孙中山与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变革”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就此提问，无人能够具体回答。一般相关著述主要是正面阐述民族主义。），亦未明确其对内对外的具体所指。追究孙中山的回应对象，可以了解世界主义在近代中国发生发展的渊源脉络，尤其是对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思想界各派受此影响的实际状况，有所把握。这不仅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知识人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缠绕之间所做的两难选择，更对今日平衡民族主义与全球一体化的矛盾有所借鉴。

　　第二次护法后，孙中山开始考虑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会面，正式讨论与共产党合作。孙、越会面曾后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1923年年初，陈炯明部被逐出广州，孙中山得以在3月回粤。12月29日，孙中山落实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协助重建大元帅府，共产国际派出鲍罗廷到广州为孙中山顾问，以苏共为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政策。在苏联援助下，于3月组建黄埔军校，并以蒋介石为校长。11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倒曹锟，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惟健康已急转直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党帮助，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同年10月，具有进步思想的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同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此时的孙中山已是重病缠身，为了国家的前途他毅然北上，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 两大号召，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作斗争。孙中山先生1924年11月离开广州，绕道日本，开始北上之行。12月4日到达天津，受到两万群众欢迎。由于一路颠簸和北地严寒，先生旧病复发，边接受治疗，边接见京津要人，准备22日入京。18日，先生得悉“临时执政府行文各国使署，有尊重历来条约之意”，大失所望，遂病情加剧。段祺瑞又来电相催，说:“时局未定，庶政待商，务祈速驾，以慰众望”；先生复电:“准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入京。”孙中山先生12月31日抵京，受到两万多群众欢迎，随后入住北京饭店。

6、革命尚未成功

　　孙中山1925年1月抵京后即开始病发，1925年1月26日，先生被确诊为肝癌，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2月18日，先生移至行馆接受中医治疗；3月11日，先生自知不起，由夫人扶腕，在《孙中山国事遗嘱》、《孙中山致苏联遗书》上签字。最终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58岁，孙中山临终时同意汪兆铭所代笔的《总理遗训》及《致苏联政府书》。香港《华字日报》翌日报道了 孙中山的死讯：“孙文吐呕大作。不能进食。脉搏骤增至一百六十度。呼吸十八次。极危险。克礼医生在左右看护。终夜不离。戴天仇为孙草遗嘱。唯孙尚未签字……孙文病至十日晚大变。腹胀加增。克礼为之打针放水。今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钟逝世。当弥留时。戴天仇代草遗嘱。孙科急电粤民党要人来京。”
　　同日，胡汉民饬令各地停止宴会：“十二日午一时胡汉民接汪精卫来电、谓孙中山于十二日上午九时四十分病终京寓，胡汉民即分饬各大小机关、由十二日起、下半旗七天、并令公安局分饬市内酒楼、即日起停止宴会、市民停止七天、在职人员则停止一个月、各机关用蓝印一月、兵士及各机关职停员缠黑纱一月。” 1925年4月2日，孙中山安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北伐成功后，于1929年6月1日永久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
　　弥留之际，孙中山提到国事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在北京签名吊唁者74万多人，参加送殡者3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是治丧处成员并敬献长挽联: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遗书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弥留之际，他在三份遗嘱上签署。今日中国人常提到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出自孙中山留给国人的政治遗嘱。他当日托咐何香凝要“善视孙夫人（宋庆龄）”，“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何香凝回答：“先生，我亲近先生二十多年，同受甘苦，万一先生不测，我们当尽力保护夫人及先生遗族。我虽然知识能力都很薄弱，但是总算能够亲受总理三民主义的教诲，我有一分力量，必定尽力宣传。”孙中山过去一再推迟为遗嘱签字，此时在宋庆龄附助下，在三个遗嘱文件上签名。

　　家事遗书
　　“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政治遗书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致苏联遗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文的思想大部分是他将西洋欧美各家学说综合整理而来，但是也有少部分见解是“兄弟（我）所独创”（孙文语）。
　　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权能区分”；广兴福利，大有为式的“万能政府”。
　　人民之权又称为政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
　　政府之能又称为治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
　　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
　　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
　　在经济思想方面，提倡社会互助理论，曾说“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似是受到达尔文进化论与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
　　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
   　人生哲学：“不做大官，要做大事。”
　　哲学主张：“知难行易”。
         平均地权是孙中山提出的经济纲领之一。他提出的具体措施是在革命政权建立后，令地主自报地价，国家向其抽1％的地价税，“并于必要时报价收买之”，以后土地增值部分则全部收归国有。他认为，征收地价税还可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私人永远不纳税，但收租一项，已成为地球最富之国”，“把几千年捐输的弊政永远断绝”。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对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于晚年提出了“耕者有其四”的口号。孙中山主张通过征收直接税节制私人资本，同时大力发展国家资本，建立一种“国家社会主义”。征收直接税，就是采用累进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改变国家财源主要取之于农民和商人的旧税法。孙中山还主张轻税促商，促进货畅其流。他对清末厘金税的弊政深恶痛绝从为厘金&l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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