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毛主席去安源》一出现就十分引人注目。１９６８年６月，江青赞扬送审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非常好，把主席的神气都画出来了”。６月３０日，江青还做了这样的批示：“总理、伯达、康生……我建议明天‘七一’人民日报、军报发表《毛主席去安源》，这幅油画很好。这幅油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果实之一。它有高度的思想水平，构图、采光、着色等艺术方面亦是优秀的。听说是青年人画的，而同意发表。建议属（署）上作者名字。”

　　在１９６８年第９期《人民画报》上有这样的报道：“在江青同志关怀和支持下，革命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诞生了！这幅油画成功地表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青年时代的光辉形象和革命实践，是一幅热情歌颂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艺术珍品。”

　　江青为什么要这样做？著名美术评论家刘曦林在谈到“四人帮”及御用文人对《毛主席去安源》这幅“样板画”的评论时说：“他们说该画是‘在江青……亲自关怀和培养下’产生，是江青的‘又一杰出贡献’，并号召人们要‘紧跟江青’。……此画为这位‘首长’钦定的事实，是他们在文艺评论中尊崇‘权力即真理’论的佐证，也是江青为当女皇将毛主席的画像做敲门砖的丑恶表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江青树立这幅“样板画”的实质及其险恶用心。

　　江青在美术界树立“样板画”，似乎体现了她对绘画艺术的重视，甚至不少人认为这促进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美术事业的发展。但事实恰恰相反，撇开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对美术家的迫害及对美术事业的摧残不论，这种公式化、强制性的“样板”艺术模式只能遭到人民的反感，最终窒息、妨碍美术事业的正常发展。

　　由于江青的青睐和各种政治因素的作用，《毛主席去安源》这幅艺术技巧并不突出的美术作品，一下子身价百倍，被推上了“革命绘画样板”的地位。它的公开发表，以及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宣传，甚至是被作为—道政治命令来下达，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的。当这幅画的印刷品送到各个基层单位的时候，还要组织群众敲锣打鼓地迎接。

　　１９６７年底，《北京工人报》报道“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时，将刘春华的作品作为题图率先发表。１９６８年的“七一”，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和钢琴伴唱《红灯记》被江青指定为向党的献礼作品，也借此繁荣文艺创作。１９６８年７月１日，当时中国最高的政治信息传媒《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都不同寻常地刊发了这幅作品的彩色照片，并发表了阐释画面政治意义的文章。这样，这幅油画一夜之间就成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又一优秀范例”，与“八个样板戏”一起成为艺术领域最高成就的象征。

　　１９６８年７月１日，《毛主席去安源》被印刷成彩色单页，随《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当时简称“两报一刊”，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传媒）赠送，许多省市的报纸也纷纷随报赠送，又印制成各种各样的印刷品发行。截至１９６９年底，全国出版部门共印制了１．９１亿张，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共印刷了９亿多张，成为世界油画史上印数最多的一张油画，创造了中国油画的神话。

　　当时，对《毛主席去安源》这幅画的宣传规模，在文艺评论史上，在新闻报道史上都是罕见的。以上海《文汇报》为例，１９６８年７月２日至２０日，短短１９天中就动用了１２期报纸，其中包括９个专版，或发社论或发编辑部文章，还有各种各样的综合消息，或占用一版头条，或占用整个一版，或大字围框，在历史上还从没有一张画受到过报纸这样的“恩宠”。

　　由于江青的青睐，其“御用评论”也跟着进行别有用心的大肆吹捧。１９６８年７月６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又一朵大香花》，盛赞这幅油画：“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在江青同志亲自关怀和培养下，一幅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创作出来了。我们热烈欢呼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花苑里又一朵大香花的开放！这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在艺术领域里，成功地刻画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天才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深刻地反映我党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文艺史上还是第一次。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是‘洋为中用’的又一样板，是美术史上的新篇章。”

　　７月１２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创作——赞革命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文中说：“他们创作的《毛主席去安源》，不是一幅普通的油画，而是一把刺向中国赫鲁晓夫心脏的利剑，是一首毛主席革命路线战胜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赞歌。这是产生在阶级斗争暴风雨中的伟大作品，这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伟大作品。”

　　１２月２日，《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优秀范例——赞革命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中说：“看呀！毛主席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历史的重任，染一身风尘，披万道霞光，迈着雄健的步伐来到了安源。从此，安源路矿工人找到了救星，中国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领袖，千万劳苦大众有了解放的希望！”

　　《毛主席去安源》公开出版发行，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年，林彪、江青胸前都佩戴过该画的像章；周恩来住室里唯一的一幅绘画作品也是该画。同年１０月１日，北京的文化工作者将《毛主席去安源》巨幅油画装上彩车，与８个“革命样板戏”造型一道，加入首都群众庆祝国庆游行队伍，缓缓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从此，《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在全国家喻户晓，并蜚声国外。

　　全国各地曾一度掀起了“庆画”、“迎画”、“颂画”的热潮。这幅画所到之处都群情欢腾，大家敲锣打鼓地加以迎接，有的甚至举行隆重的欢迎大会。在安源，《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影响更大。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１日《人民日报》报道：“７月８日，是安源矿工们最幸福的一天。这一天，工人们日夜渴望的《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运来了，安源煤矿革命委员会连夜举行了授画仪式，矿工们手捧着这幅革命油画……表决心、立誓言：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当时，正在安源牛形山腰动工兴建建筑面积为３２００多平方米的“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动纪念馆”。正门中央的最高处，就选用《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用瓷砖镶嵌而成。该馆的序厅和展厅中，均陈列了《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油画。在安徽省合肥市，特地用民航飞机将北京油画制作的印刷原版运去，还在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迎画仪式。总之，在一个时期，全国范围内，家家户户都挂有这幅画像，有的家还不止拥有一幅。

　　不仅如此，《毛主席去安源》这幅画还被印上了文化用品、邮票、中小学的课本等等，上海一家文化用品公司光是笔记本就印了５０００万册。还被制作成了各种类型的像章发行，这一类像章“多数是全身像，是按油画缩小比例浮雕精制而成的全景图像章，也有少数为了突出油画的细部，采用头像或半身像的形式设计制作”，“堪称毛泽东像章中的代表之作”。１９６８年８月１日，中国邮电部发行了《毛主席去安源》１枚邮票。为了不玷污这枚票上的毛泽东形象，保持画面完美，邮电部于７月底就发出了紧急通知：“决定破例在贴用邮件时，不予盖销。另在邮件封面上空白处加盖收寄日戳。如有误盖，立即换贴，望严格执行。”这也可谓中外邮政史上的奇闻。

　　有位学者在谈到《毛主席去安源》这幅作品时说：“无论从它产生的背景和它后来的广大影响，都相当典型地反映了那个特定的时代，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一个特定的时代的历史的纪录。一个２０来岁的年轻人画的一幅领袖画像，为什么会受到那样超常的赞赏和鼓励，进而受到人们那样如痴如醉的膜拜，离开那个特定的复杂政治因素，离开中国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毛泽东在群众中的无比威望，离开那个时期人们普遍的对领袖毛泽东的神化心态，是很难理解这一事件的。我想也许这就是《毛主席去安源》画特殊历史价值之所在。”

　　　　　　　　　　　　　　　　　 四

　　正当全国各地大肆宣传《毛主席去安源》油画之时，毛泽东亲自审查了这幅油画，他对画中将他画成身穿长衫不甚满意。他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毛泽东的这次谈话，通过非正式渠道在人们中间逐渐传开。从此，对《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宣传开始降温。

　　１９７２年９月，“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动纪念馆”改名为“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该馆陈列内容也做了适当的调整。鉴于展厅中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出现霉点，加上毛泽东本人对这幅画不满意，该馆便将这幅油画撤下。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开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画家叶浅予的文章《从油画〈追念战友〉说起》。该文在赞扬油画《追念战友》的同时，批评了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指出：“在这幅画（指《追念战友》——引者注）前，不禁又想起林彪、‘四人帮’鼓吹过的那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见过那幅画的内行人都说其构思、构图，甚至用色，无不脱胎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画。‘四人帮’把那幅画钦定为美术作品的样板，命令大量复制，凡楼堂馆所、公私房舍统统悬挂，并且大量印刷，广为分发。”这是出现的唯一一次公开批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文字。

　　１９８０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夕，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为了恢复刘少奇、李立三等在安源工人运动历史中应有的地位，对陈列内容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在这次修改中，考虑到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毛泽东本人对画中身穿长衫的形象又提出过质疑，再加上该画曾受到《人民日报》的批评，所以该馆将展厅陈列的最后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取下。

　　１９８６年７月，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陈列大楼正门最高处，由４２８块瓷砖镶成、直径６米的《毛主席去安源》因年久失修，部分瓷砖颜色脱落，影响了毛泽东的形象，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换成了由铁锤、岩尖和火车轮子图案组成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徽章。从此，《毛主席去安源》油画销声匿迹。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扑朔迷离的传闻，什么“这幅画是‘四人帮’搞的”，“毛主席没有到过安源”，“油画作者有问题”等等。

　　《毛主席去安源》这幅作品的巨大成功，可以说其政治因素远远大于其艺术因素，并不意味着其艺术价值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著名学者易英对此评论说：“无论从‘文化大革命’前还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领袖题材的油画来看，《毛主席去安源》在技法与构思上都不是一幅成功之作，但在那个文艺创作万马齐喑的时代，作为仅有的一幅主题性绘画的创作又显得非常突出。……当然，这幅画是在短短３个月内创作出来的，作者又是一个没有油画经验的学生，其水平也就仅限于为一个地方展览馆绘制这类近似宣传画的作品，这也算最好的结果了。”然而，从客观上说，这幅作品毕竟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１９９１年３月，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为迎接安源大罢工胜利７０周年，在北京召开基本陈列内容修改方案座谈会。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史学专家在会上提出《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可以陈列。该画是专为安源而作的，符合历史事实，不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大肆宣传过就不敢陈列。根据专家意见，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于１９９２年９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７０周年前夕，在基本陈列中恢复了《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由作者亲手临摹的）。

　　物以稀为贵。《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在公开场合逐渐消失之后，反而愈显珍贵。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拿出库存的《毛主席去安源》像章销售，观众争先恐后地抢购。当年发行的面值８分的《毛主席去安源》的邮票，更是身价百倍。

　　１９６９年，《毛主席去安源》一画被移交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１９８０年，刘春华以该画系个人创作为由，从中国革命博物馆取走此画。１９９５年１０月，在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推出的“９５秋季拍卖会”上，《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经过数番竞价，最后由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分行以６０５万元的价格，竞得这幅历史意义独特的作品。这创造了当时中国油画拍价的最高记录，并且这个纪录一直保持了近１０年。

　　１９９８年１月２５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将《毛主席去安源》油画鉴定为：“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可定国家馆藏一级文物。”

　　之后不久，这次公开拍卖引出了一场官司风波。１９９８年８月，中国革命博物馆以财产返还为由将刘春华和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分行告上法庭，请求判令被告返还非法处置占有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９日，当时参与创作的郝国欣、李绍洲二人起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该画为合作作品，著作权为集体所有，并认定刘春华侵权。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５日，刘春华以确认作品署名权为由反过来将李绍洲反诉至法庭。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围绕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引发的３起关于作品原件归属权、作品著作权纠纷官司做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根据《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绘制事实，刘春华应是唯一作者，享有著作权；革命博物馆的诉讼请求，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法院不予支持。法院以创意、构思不享有著作权为由，判刘春华在郝国欣、李绍洲诉其侵犯著作权一案胜诉，同时驳回了刘春华反诉李绍洲作品署名权的诉讼请求。中国革命博物馆以“驳回起诉严重损害了国家对一级文物的所有权”为名，再次提出上诉，也被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并做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总之，《毛主席去安源》油画作为特定的文化现象，从其产生、传播到其官司风波，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风风雨雨，反映了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发展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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