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当最后一个右派！”这是党治国先生说的话。我有点不理解，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在所有的右派中，活得最久！”

　　然而他却躺在了病床上，肺癌；因为转移，股骨头坏死，不久前又做了股骨头截除，截除部分用钢板代替。我们几个人去看他，他说：“现在真的成了‘铁人’了。”

　　难道冥冥之中真有命运？年前我为党先生书写春联，内容为“老蔓缠松饱霜雪，瘦蛟出海拿虚空”。不料来一小孩儿将其撕碎，我只好把另外一副送他。那春联为“九州岚气峰前合，万里浮云杖底来”。

　　党先生是一个饱经霜雪的人，因此送什么样的对联他都不在乎，他说：“我主要是看书法，内容无所谓的。”但他还是注意了内容。春节我去看他，他挥挥手杖笑着说：“真的是‘杖底来了’。”

　　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他的腿疼是肺癌转移的结果，因此一笑了之。关于‘铁人’，也是这样的戏说。党先生1954年因考分优异成当年高考“状元”，被清华大学录取。1957年划成“右派”，1968年又定为“反革命”，曾判死刑、无期徒刑、20年徒刑。期间当煤矿工人十年，犯人十年，农民两年……但他并没有因命运多舛、屡遭磨难而气馁。在监狱他研究《资本论》，做好了“把牢底坐穿”的准备；出狱后，又鼓吹所有制改革（见陈祖芬报告文学《理论狂人》），不惧二次进牢；十年前，他看到中国改革有可能陷入贫富悬殊的危境，又大声疾呼和谐改革，撰写出十多万字《中国改革的和谐道路》，比我们的实践早出许多年；两年前，他曾对公民维权的艰难忧虑，撰文呼吁“公民的维权之前景在于土地权的明朗化”……

　　党先生一米八零的个子，骨骼嶙峋，有一双鹰隼一样的眼睛，观察问题敏锐入微，出言狂放而精当，常常令人惊异震撼。我与先生交往20年，可谓“门前走狗”，五体投地。曾精心书写传统对联“开张天岸马，奇异人中龙”送他，也夸过他是“铁汉”，能经天磨。谁料他竟身罹重症，被病魔无情地击倒。

　　数日来，我常常午夜惊醒，为党先生的现状忧心重重——我忧心他的病情，更忧心他的治疗费用……以他的年龄和资历，他是完全可以享受“老干部”的待遇——药费百分之百地报销。可他是做过“右派”的人，中途有许多年是无法计入工龄的，药费也就只能申报一部分；他如果是那种锱铢必较、一生处处为自己着想的人，那么，以他清华高材生的智慧谋生，也一定会有相当可观的储蓄了，但他没有。他在生病之前，工资卡与医疗卡都给了父母，房子给了一个没有工作的儿子居住，自己靠稿费租房子、生活，紧紧巴巴的……当然他如果放弃他的思索，放弃整天坐在电脑前写文章的生活，用他的智慧去给某企业当智囊，或者去为某些人写“粉饰”“歌德”的文章，也是能换来较丰厚的收入的，但他没有；他写的那些所谓的忧国忧民的文章，竟常常没有地方发表，稿费自然也就不能正常获得，他因此真正成了“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狂人”了……他的情形让我想起家乡的“啄木鸟”，满地的虫子它不去啄吃，而偏要辛辛苦苦地去啄那坚硬的“病树”，去吃那常常要落空的“虫子”……

　　党先生患病以后，几个朋友也曾为他的药费谋划过，然而也不过是几千元的接济——人以群分，从党先生的境况可知党先生的朋友，虽然不是个个“身无分文”，但也绝少“阔绰者”，更何况在这些朋友中，之前已有几个要周济的“活动”，或出书或出演……对于一个“圈子”，如此周济的“活动”太频繁了，组织者也是会困于面情难以振臂高呼的……

　　党先生病了，而且是癌症，个人负担的药费高昂……我写下这样的一些文字，其意已经十分清楚，那就是希望得到社会的救助……然而，我的这种努力显然有些迟了，几乎就在我撰写这些文字的同时，噩耗传来——党先生已于2008年4月23日凌晨去世！

　　……

　　今年春节，几个朋友去看党先生，席间，有人建议我为党先生撰写传记，我说，党先生文笔老道，还是由他自己来写吧。党先生说：“可以的。不过要到90岁以后，待《资治通鉴》选评结束后再写。”说话时，他又提到要当最后一个“右派”，我们说，没有问题。

　　其实我们说这话时，是有很稳定的基础的。几十年来与党先生的交往，党先生的口头禅我们都烂熟于心——“就剩下身体好了”。平时朋友见他，不管谁夸他身体好时，他都会拿这句话来对答。党先生材质高人，意志顽强，但一生经济拮据，家徒四壁，真的“就剩下身体好了”。

　　当然，我们也都清楚这句话的宝贵。当今社会，人们祈盼发财、祈盼升官……但更祈盼身体健康。党先生一生没有升官发财，但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也足以让朋友们欣慰和羡慕了。

　　但党先生却悄然走了！他的肺癌查出的时间太晚了！我们一直到后来才知道，命运其实是早早地为他埋下了厄运的种子——他当年被划“右派”后，是挖了很多年的煤啊！他没有得肺矽病就已经是幸运的了，肺癌怎么会放过他？！

　　党先生终于没能做成“最后一个右派”，我为他深深地惋惜！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却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2008年4月23日

附：党治国：哈维尔的发现

     一
      　　
      彩虹桥原是重庆市綦江县的一座钢结构拱桥，前几年的一天突然瞬时坍塌。在桥上行走的四十个人，非死即伤。对于彩虹桥的隐患，虽也有过微弱的警告声音，但没有人会相信。“哪会呢？刚才还有车辆行人从桥上走过呢。”于是彩虹桥终于没有任何预警地坍塌了，使它成为寿命最短的桥梁。决定的因素是，彩虹桥的内部结构坍塌前已不为人知地达到了破坏极限，即使没有四十个行人走过，一阵从天空落下的风也会使它坍塌。
      　　
      当彩虹桥坍塌时，瓦茨拉夫?哈维尔先生正担任捷克总统。他并不知道什么彩虹桥，自然也与彩虹桥的坍塌没有任何关系。但他在担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之前十四年，即已预见到那座社会主义捷克的“彩虹桥”终有一天要坍塌，而这个结论却是通过他对当时捷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进行了精辟分析之后得出的。历史的演进证明了他的分析是正确的，他的发现堪称20世纪社会科学的一项伟大成就。
      　　
      哈维尔称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苏联坦克碾碎后的捷克为“后极权社会”。但捷克不过是当时苏联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一个有着独立地位的国家，而是一切听命于“苏联老大哥”并为其控制，因此这个“后极权社会”并不是捷克的独立存在，而是当时整个苏联集团的状况。就是说，哈维尔关于“后极权社会”的发现，不仅适用于捷克，适用于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而且也适用于控制着这些卫星国的宠然大物苏联，后来整个苏东集团在短短的时间内发生的演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后极权社会的涵义是“后期极权社会”，在前面与它相区别的是前期极权社会，在后面与它相对的则是一个民主的、多元的和开放的社会，例如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
      　　
      20世纪前期极权社会的创立者是列宁。前期极权社会的特点一是全面而严格地控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这种控制远远超过资本主义以前的君权专制制度；二是它有着远大的越出一国范围的世界性的目标，要发动世界革命，要解放全人类，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妙理想；三是它有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高居于全社会之上，作为自己行动和目标的指导，认为自己已掌握了历史的规律，有能力控制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制定出完善而正确的经济计划，战胜一切困难后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因此这个社会的领导集团也理应始终高居于社会之上。特别是，在整个过程中，伟大的领袖和英明的党是不会犯任何重大错误的，因而不容许任何越界的批评甚至怀疑。它只容许一种批评，即专制得还不够，统治得还不严密，谦虚得有些过份等等。
      　　
      前极权社会比之后极权社会是意气高昂充满了信心的，它敢于公开自己的主张，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它敢于公布事情的真相，敢于在报刊上和不同的意见公开论战，把论敌的文章公开发表或出版。不仅像列宁这样的最高领袖坚信其目的的正当性，他的同事、干部和党员们大多也都有这类坚定的信心和意志，而且相当数量的群众也都接受其意识形态的真理性，相信领袖和党为他们描述的目标，并把一切不择手段、不计代价的行为理解为实现伟大目标的必须，而所有的挫折则反映了道路是曲折的必然。另外，前期极权社会是富于进取精神和创造活力的，而且其中不乏个性鲜明的人物。
      　　
      从前期极权主义到后期极权主义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这种演变首先从上层开始，甚至首先是从最高统治者开始的。前极权主义之所以演变为后极权主义，除了它在世界观和理论体系上的缺陷，突出的问题是过分强调手段（如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从而使手段转化成了他们自私、近视和猥琐的目的。斯大林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屠杀大迫害，连他自己也不相信那许多受迫害的对象真的是什么要复辟资本主义。他的鹰犬们对像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这一批党的第一代领袖人物做工作说：为了党的事业和共产主义目标，党需要你们承认自己反对党和企图暗杀斯大林同志，以便更好地和资产阶级敌人作斗争。手段是为目标服务的，但斯大林的目标却绝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而是为了独揽一切权力。布哈林这些人把自己的冤死同共产主义目标联系起来则只能看做那些昔日的共产主义者精神崩溃的表现。从大镇压开始，苏联上层已开始进入后极权状态，他们不再相信自己拥有伟大而光明的目标了。
      　　
      捷克这些卫星社会主义国家的遗传基因来自苏联。尽管当1948年捷共开始掌权时苏联上层早已不再相信什么共产主义，但初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捷克的领导人和革命者仍然要经历从前期极权主义到后期极权主义的生命历程。哈维尔在《故事与极权主义》一文中写道（1987年）：
      　　
      “195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有装满好几万无辜人们的巨大集中营。与此同时，建设工地充满着好几万青年积极分子，他们具有新的信仰，唱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歌。那时有拷打，枪决，穿越边境戏剧性的追逐，密谋。与此同时，颂词正在写给首席独裁者。共和国的总统为他的亲朋友好签署死亡许可证，但是你有时仍然可以在街上看到他。”
      　　
      但是经过了1968年苏联和华沙条约成员国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前极权主义的面纱被撕破了，于是很快地，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使捷克从原初的极权社会迅速进入后极权社会。
      　　
      过去的20年，捷克斯洛伐克几乎可以作为图解一种发达的、后期的极权主义制度作用的一本教科书。革命的精神和恐怖已经由沉闷的惰性，受托词支配的小心谨慎，官僚主义的不负责任，和无意识的、照章行事的行为方式所取代，所有这些的惟一的目的就是要将社会逐渐变成现在的模样。
      　　
      狂热者的歌声和受拷打者的呼叫声不再被听到，无法无天已经装出温文尔雅的样子，并且从拷打室搬到没有个性的官僚们装潢一新的办公室。如果共和国总理终于在街上被看到，那么他是躲藏在呼啸着开往机场的轿车防弹玻璃后，去会见卡扎菲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