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皈依的芝加哥圣三位一体联合基督教堂牧师赖特以前布道的一些仇恨白人和反美的激情演讲片段被公布，全国顿时一片哗然。奥巴马的竞选宣传一下子陷入严重的危机。3月18日，奥巴马在费城美国宪法中心发表了一篇深入探讨美国种族问题的演讲，获得好评如潮，成功地走出危机。――摘自胡祖庶评论

　　“我们（合众国的）人民，为了建立更加完善的联邦......”[i]

　　二百二十一年前[ii]，在仍旧屹立于对面街上[iii]的一座大厅里，一群人在这里集会，并用这些简单的语词，启动了美利坚令人难以置信的民主试验。这些为了逃避暴政和迫害的农场主、学者、政治家和爱国者终于在这次历时整个1787年春天的费城会议上将他们的独立宣言变为现实。

　　他们制订的这份文件最终得到了签署却并没有彻底完成。它沾上了这个国家奴隶制原罪的污点。在（是否保留奴隶制）这个问题上各殖民地意见分歧，几乎使整个会议陷入停滞。联邦的创建者们最后选择了允许奴隶制继续存在至少二十年，把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留给了后人。

　　当然，对奴隶制问题的答案已经深藏在我们的宪法中了――因为我们的宪法的核心就是法律之下的平等公民权的理想，我们的宪法保证给予其人民自由、公正，以及能够并且应该随着时间而不断完善的联邦。

　　然而羊皮纸上的词句[iv]还不足以让奴隶们挣脱束缚，或者完整赋予各个肤色、各种信仰的男女作为合众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还需要一代接一代愿意尽到自己责任的美国人――无论是通过在大街或在法庭的抗议和斗争，还是通过内战与和平抵抗，总之都需要冒着巨大的风险――来缩小我们理想中的承诺的与他们那个时代的现实之间的差距。

　　这就是我们在这次竞选一开始就提出的任务之一――继续我们这些前人的长征，继续这个为了更加公正、更加平等、更加自由、更加关怀、更加繁荣的美利坚的长征。我选择在历史的这一时刻竞选总统，因为我深信我们不可能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除非我们将它们一起解决――除非我们完善我们的联邦。而要如此，我们就必须认识到：我们的生活故事可能不尽相同，但是我们都有着共同的希望；我们可能来自世界各地、长相也各不相同，但是我们都想沿着同一方向前进――那就是我们子孙更好的未来。

　　这一信念来自我对美国人民正派和慷慨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也来自于我自己的美国故事。

　　我的父母一个是肯尼亚的黑人，一个是堪萨斯的白人妇女。帮着抚养我长大的是白人外祖父和外祖母。我的外祖父挺过了大萧条[v]，二战期间曾在巴顿将军的队伍里服役。在我外祖父海外征战期间，我的外祖母曾在Fort Leavenworth[vi]的炮弹组装生产线上工作。我读过美国最好的学校[vii]，我也在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生活过[viii]。我与一个身上同时流着奴隶和奴隶主血液的美国黑人结婚，并把它传给了我们的两个宝贝女儿。我的姻亲兄弟姐妹、叔伯甥侄则肤色各异、遍及各种族，分布于世界三大洲。我有生之年都不会忘记，在地球上其它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我这样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使我不能算是最常规的候选人。这个故事也使我在基因组成上就烙下了这样的观念，这就是，这个国家大于各部分之和――我们虽各各不同，实则一心。

　　在这次竞选的整个第一年里，与所有预测相反，我们看见了美国人民对于这种团结的话语是多么饥渴。尽管有着完全通过种族透镜来审视我参选一事的诱惑，我们在这个国家一些白人人口比例最高的州里取得了大幅的胜利。在还飘扬着邦联旗帜的南卡罗来纳州，我们成功地建立了非洲裔美国人和美国白人的强大联盟。

　　这并不是说种族在这次竞选中不再是一个议题。在这次竞选的不同阶段，都有评论者将我视为“太黑”或“不够黑”。我们也看到种族紧张的泡泡在南卡罗来纳州初选的前一周浮到了表面。新闻界不放过任何一个选后民调，想发现种族极化的最新证据，而且不仅是在黑人和白人之间，还包括黑人和其它肤色的人群之间。

　　但是，只是在最近几个星期里，这次竞选中有关种族的讨论才变得特别具有分裂性。

　　在各种意见的一个极端，我们听到了这样的暗示，即我的参选多少可算“提携措施”[ix]的一次应用，完全是出于天真轻信的自由派想廉价地购得种族和解的愿望。在另一极端，我们听到我原来的牧师杰里米亚·赖特（Jeremiah Wright）使用煽动性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意见；这些意见不仅可能加大种族裂痕，还玷污了我们国家的伟大和善良，并确实同时把白人和黑人都冒犯了。

　　我已经发表声明，毫不含糊地谴责了赖特牧师这些引发了巨大争议的言论。然而，有些人仍然疑虑重重。我以前是否知道他这个人有时会猛烈抨击美国内政和外交政策？当然知道。我以前坐在教堂里时有没有听到过他发表有可能被认为具有争议的意见？有啊。我以前是不是就强烈反对他的政治观点？绝对如此——就如同我也相信你们中许多人也必定听过你们的牧师、神父或拉比发表过你们强烈不同意的见解一样。

　　但这些引起最近这场铺天盖地大火的言论不单引起争议，也不单纯是一个宗教领袖在试图说出他所感受的不公正，而是表达了对这个国家一种极度扭曲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白人种族主义是固有的，它把美国的毛病置于我们熟知的其它种种优点之上，它还认为中东冲突的症结在于像以色列这样我们坚定盟友的所作所为，而不是源自极端伊斯兰教派那些执迷不悟的仇恨意识形态。

　　这样看来，赖特牧师的评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具有极大的分裂性，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团结；他的评论充满了种族的怨气，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走到一起来解决一系列重大如山的问题――两场战争、恐怖主义的威胁、摇摇欲坠的经济、旷日持久的医保危机[x]、还有可能是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这些问题不是黑人、白人、拉美裔人或者亚裔人哪一群人的，而是我们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考虑到我的背景、我的政治主张、我宣扬的价值观和理想，毫无疑问会有这样一些人，对他们来说我发表声明予以谴责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你会在一开始同赖特牧师交往？为什么你不加入另一个教会？我可以坦言，如果我对赖特牧师的全部了解就是那些在电视和YouTube上循环播放的布道片断，如果三位一体联合基督教堂与某些评论者所兜售的漫画形象完全符合的话，毫无疑问我也会作出大致相同的反应。

　　但真实的情况是，我所了解的这个人不完全是这个样子。我二十多年前认识的是这样一个人，他使我皈依了基督信仰，教导我大家有义务相亲相爱，有义务照顾病人并帮助穷人。他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为国家服役。他曾在我国最优秀的大学和神学院学习并讲学。他主持教堂工作三十多年，服务于当地社区，按上帝的旨意在人世尽力而为——给无家可归的人们提供住宿，照顾穷苦急难的人们，提供婴幼儿日托服务，为学生提供奖学金，到监狱探视犯人并为他们祷告，还向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伸出援助之手。

　　在我的第一本书《从父亲开始的梦想》里，我描述了我在三位一体教堂第一次参加礼拜的情形：

　　“人们开始呼喊，从座位上站起来、拍巴掌、大叫，像一阵疾风将牧师的声音带上房梁......随着他一声‘希望’出口，我听见了什么别的东西；在那个十字架的下方，在全城千百个教堂里，我想象普通黑人的故事与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xi]，与摩西和法老[xii]的故事，与基督徒在狮子坑的故事[xiii]，与以西结看到的满是人骨的大地的故事[xiv]融合在了一起。这些关于死里逃生、关于自由、关于希望的故事，也曾是我们的故事，我的故事，故事里抛洒的热血曾是我们的热血，滴落的眼泪曾是我们的眼泪，以至于这个黑人教堂在这一天似乎再一次成为承载了一个民族故事的航船，要驶入未来子孙的世代，驶入更加广大的世界。我们的考验和胜利是独特的同时又是普遍的，是黑人的但又不仅是黑人的；这些故事和歌曲在记录我们的旅程的同时，给了我们一个找回记忆的方式，那些我们不必为之感到羞耻的记忆......那些所有的人们都会去研究和珍惜的记忆――有了这些记忆，我们就可以开始重建。”

　　这就是我在三位一体教堂体验到的情形。像遍布于全国各地以黑人信徒为主的教堂一样，三位一体教堂对黑人社会兼容并包——有医生也有享受社会福利的母亲，有模范学生也有前帮派团伙成员。像其他黑人教堂一样，三位一体教堂的礼拜充满喧闹的笑声，间或还有粗俗的幽默。这种充满着舞蹈、掌声和喊叫的礼拜或许会令不习惯于此的人感到刺耳。这个教堂将慈善与残忍、极度的智慧与惊人的无知、奋争与成功、爱以至于辛酸和偏见，这些黑人在美国的全部体验统统包容其中。

　　也许这些可以更好地说明我与赖特牧师的关系。不管他是多么不完美，他对我来说已经像是家里的一员。他坚定了我的信仰，主持了我的婚礼，为我的孩子作了洗礼。在我与他的谈话中，从来没听到过他用贬损的语言谈及其他族裔，也没看到哪一次他不是用礼貌和尊重来对待与他交往的白人。他的身上包含着矛盾――好与坏交融――就像他多年服务的社区一样。

　　我无法不认黑人社区，我也就无法不认他。我无法不认他，就像我无法不认我的白人外祖母一样——一位抚养我长大成人的妇女，一位为我一再作出牺牲的妇女，一位爱我胜过世界上任何东西的妇女。但是也是这位妇女，曾向我坦言她在街上会对从她身边走过的黑人男子感到害怕，并曾经多次说出那些让我感到心寒的、脸谱化的种族偏见。

　　这些人都是我的一部分。他们也是美国的一部分，这个我热爱的国家的一部分。

　　有些人可能觉得我这是在试图原谅或者为这些根本不能原谅的言论辩解。我请你们相信，不是这样的。我估计政治上比较安全的做法可能是将这个事件抛在脑后而继续前进，希望这个事件会从此凭空消失。我们可以将赖特牧师当作妄想狂和煽动者嗤之以鼻，就像有些人对杰拉尔丁·费拉罗（Geraldine Ferraro）[xv]一样，在她最近发表了一些言论之后，就认为她内心深藏着种族偏见。

　　但是，我认为种族问题是我们国家再也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了。如果那样，我们就犯了跟赖特牧师关于美国的那些激起众怒的布道词一样的错误――简单片面、脸谱化，将消极面放大到歪曲真实的程度。

　　实际情况是，过去几周里发表的这些言论和浮出到表面的议题，反映了这个国家种族问题的复杂性。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联邦需要完善的地方之一。如果我们现在将它放在一边，如果我们仅仅各自回到自己的角落，我们将永远不能走到一起来，解决诸如医保、教育以及为每个美国人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等问题。

　　认识这个现实需要回顾一下我们是如何走到现在这个状态的。威廉·福克纳曾写到：“过去没有死去也没有被埋葬。实际上，它根本就还没有过去。”[i]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复述这个国家在种族不公正上的历史。但是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今天美国非洲裔社区里存在的众多落差可以直接追溯到我们那些在残酷的奴隶制和杰姆·克劳法[ii]之下受苦受难的祖辈传下来的不平等上。

　　种族隔离的学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次等学校。在布朗诉教育理事会案[iii]五十年后，我们仍然没有把这些学校弄好，这些学校提供的次等教育，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助于解释今天黑人和白人学生学习成绩之间的普遍差距。

　　一些合法的歧视――比如黑人被禁止，而且经常是通过暴力被禁止拥有房产，非洲裔美国人中的工商业主不能得到贷款，黑人购房者得不到联邦住房管理局的按揭，黑人被排斥在工会、警察局和消防队以外，等等――都意味着黑人家庭无法聚集像样的财产留给后代。这样的历史有助于解释黑人和白人之间在财富和收入上的差距，以及今天持续存在、遍布众多城乡社区的贫困区。

　　由于黑人男子得不到经济机会，以及由于不能支撑起家庭而带来的耻辱和挫折感，造成了黑人家庭的涣散――而多年来的社会福利政策可能反而使这个问题更加恶化。众多城市黑人社区基本服务的缺乏――比如供儿童游戏的公园、在街上定点巡逻的警察、按时收取垃圾以及建筑规范的执行――都造成了一个暴力、败落和视而不见的恶性循环，至今仍使我们无法摆脱。

　　赖特牧师和他那一代人就是在这样的现实里成长起来的。他们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成人，当时这片土地上执行的仍然是种族隔离的法律，黑人的机会受到制度性的限制。但是，值得注意的不是有多少人面对歧视黯然失败，而是多少黑人男女克服了这些困难，多少人仍然能够从无路之境为我这样紧随其后的人闯出一条路来，。

　　尽管有这么些人通过摔爬滚打找到一条道路，圆了他们的一份美国梦，但他们身后还有很多没有做到的――他们最终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歧视面前一败涂地。这种失败在其后代中继续传递着――青年男子还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女子或站在街角，或在我们的监狱里虚度时光，对未来没有任何希望和憧憬。即使是那些已实现了“美国梦”的黑人，种族和种族主义的问题依旧全面深入地主导着他们的世界观。对与赖特牧师同一代的黑人男女来说，屈辱、怀疑和恐惧的记忆尚未远离，过去岁月的愤怒和苦涩也尚未远离。这种愤怒可能无法在公众场合或在白人同事或朋友面前一吐为快，但在理发店、在茶余饭后都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曾几何时，这种愤怒被政客们加以利用，以便以种族划线捞取选票，或者为政客自己的失利提供借口。

　　偶尔我们也可以在礼拜日上午教堂的布道坛和教众席上听到这类声音。有那么多人听了赖特牧师某些布道中饱含的愤怒而大感惊讶，这个事实提醒我们这个老生常谈：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种族隔离最甚的时刻便是礼拜日上午[iv]。这种愤怒确实常常无济于事；实际上，更多的情况是它使得人们无法专注于解决实际的问题；它也妨碍了我们正视到我们自己也是这个处境里的共犯，同时也阻挠了非洲裔美国人去寻求建立一个他们可以用来促成真正变革的联盟。但那愤怒是真实的，是强有力的；仅仅寄希望于它会自行消失，或者止于谴责而不去了解它产生的根源，只会促使种族间存在的误解鸿沟不断扩大。

　　实际上，在部分白人集团中也存在着相似的愤怒。大部分劳动阶层和中产阶级的美国白人并不觉得由于他们是白人而享有什么特权。他们的人生经历就是移民的人生经历——就他们而言，没人传给他们任何东西，他们也是白手起家。他们一生辛勤劳动，却常常看到他们的工作被输出到海外，看到他们以一生劳动换来的养老金不断缩水。他们焦虑于自己的未来，感觉到他们的梦想在悄然远离；在一个工资不能增加和全球竞争的时代，机遇已逐渐被视为是一个零和游戏，在这个游戏里面，你的梦想是以我为代价的。因此，当他们被要求让自己的孩子坐大巴穿过城镇去上学[v]，当他们听到一个非洲裔美国人由于那些并非他们犯下的历史罪行而在找工作和大学录取时占有优势时，当他们因为对市区街坊犯罪活动的恐惧而被责为带有偏见时，忿懑也就与时俱增了。

　　就如黑人社区里的愤怒一样，白人的忿懑通常也不会在客客气气的交往中表达出来，但是却在至少一代人的时间段里影响了美国政治景观的形成。对福利措施和“提携措施”的愤怒促成了“里根联盟”的形成[vi]。政客们经常利用人们对犯罪活动的恐惧感来捞取选票。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和保守的评论者大肆揭露所谓虚妄的种族主义，同时将正当的关于种族不公正和不平等的讨论抛掷一旁，认为那不过是政治正确或者反过来的种族主义，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就像黑人的愤怒已被证明常常起到反作用一样，白人的忿懑也使人们无法专注于造成中产阶级窘迫的真正罪魁祸首――这就是充斥着内幕交易、问题重重的会计方法、追求短期获利的贪婪的公司文化；被说客和特殊利益集团操控的华盛顿；以及施惠于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的经济政策。然而，不承认美国白人的忿懑也植根于合情合理的关注，而一厢情愿地希望它自行消失，或者给它贴上受人误导或种族主义的标签，则只会扩大种族裂痕，堵塞谅解之路。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现状。这是一个我们已经深陷多年的种族僵局。与我的批评者，不论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所声称的恰恰相反，我从来没有天真到以为我们通过这一个选举周期里就可以超越种族分裂，或者认为通过一次参选就可以解决问题，尤其是通过我自己这次不那么完美的参选。

　　但是我已经坚定地表达了我的一个牢固信念――这个信念植根于我对上帝的信仰和我对美国人民的信心－－那就是，通过一起努力我们就能够超越那些种族间的陈年老伤，而且实际上如果要继续走在通向更加完善的联邦道路上，在这一点上我们无可选择。

　　对非洲裔美国社区来说，这条道路意味着坦然接受过去的包袱，但却不成为过去的受害者。意味着继续坚持要求在美国生活的各方面完全的公正。也意味着把我们特定的不满――要求更好的医保、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工作――与所有美国人更大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白人妇女打破玻璃天花板的斗争、遭到辞退的白人男子以及拼命为自己家人挣钱吃饭的移民。也意味着对自己的生活负全部责任――更高地要求我们的父亲，跟我们的孩子更多共度时光，读书给他们听，教导他们尽管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会遇到挑战，会遇到歧视，他们绝对不能屈从于绝望或愤世嫉俗；他们必须始终相信他们可以书写自己的命运。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骨子里美国式的――是啊，也是保守的――自助论调却经常出现在赖特牧师的布道词里。但是，我这位从前的牧师常常未能认识到，着手自助也要求对社会有所信心，相信它是能够改变的。

　　赖特牧师布道中最深刻的错误不在于他谈论了我们社会中的种族主义，而在于在他说来，似乎我们的社会是停滞不前的，似乎没有取得任何进步，似乎这个国家，这个已经使得他的教众之一（的我）能够参与竞选这块土地上的最高公职，并且已经建立了一个包括白人和黑人、拉美裔和亚裔、富人和穷人、青年和老人的（支持者）联盟的国家，还是无可挽救地困于悲剧的过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也看见了，美国是可以改变的。这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天才之处。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给了我们希望，也给了我们去希望的胆量，使我们去希望我们能够做到怎样，去希望明天我们必定会取得怎样的成绩。

　　在白人社区里，通往更加完善联邦的道路意味着承认困扰着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东西不只是存在于黑人的头脑中，承认代代传承的歧视――以及当前的歧视事件，虽然不如过去那么公开化――仍然是真实的，是必须面对的。不仅要用言语，还要有行动――通过对我们学校和社区的投资，通过执行各项民权法律并保障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的公正，通过为这一代人提供前几代人所没有的进取阶梯等等。这就要求所有的美国人认识到，你的梦想不一定是以我的梦想为代价的，认识到投资于惠及黑人、棕色人和白人孩子的医疗、福利和教育，最终将帮助所有的美国人更加兴旺。

　　归根到底，我们呼吁与全世界所有伟大的宗教所要求的相比，既不多也不少，即：施之于人者，必为欲人施之于己者也。圣经教导我们：让我们成为我们兄弟的守护者。让我们也成为我们姐妹的守护者。让我们找到我们在对方身上都有的那个共同的利益，也让我们的政治反映出这样一种精神。

　　因为在这个国家我们面临选择。我们可以接受一种助长分裂、冲突和愤世嫉俗的政治。我们可以将种族问题当成表演，像我们在OJ一案[i]时做的那样；或者在悲剧发生后才去处理，像卡特琳娜飓风[ii]造成后果时我们做的那样；或者将种族问题作为每日晚间新闻[iii]的谈资。我们可以每天、在每个频道都播放赖特牧师的布道片断，不断地谈论他的每一句话，从现在直到选举结束，将美国人民是否认为我多少有点儿相信或者认同于他那些极具冒犯性的话语变成这次竞选中的唯一问题。我们可以抨击希拉里支持者的某些失态并作为她在打种族牌的证据，我们也可以推测是不是白人男子不管约翰·麦凯恩的政策如何都会在大选中投向他。

　　我们可以那么做。

　　但是，如果我们那么做了，我可以告诉你，在下次选举中，我们会谈论别的干扰话题。然后还会有另外的这类话题，无休无止。而这样什么也得不到改变。

　　那是我们的一个选项。另外呢，在这个时刻，在这次选举中，我们可以来到一起，说，“这次我们不能再那样了。”这次我们想要谈谈那些颓败的学校，他们正在蚕食着孩子们的未来，无论是黑人孩子、白人孩子、亚裔孩子、西裔孩子还是美洲原住民的孩子。这一次我们想要抛弃那种认为这些孩子不可教、那些长得跟我们不一样的孩子是别人的问题等愤世嫉俗的观点。美国的孩子们不应该是那样的孩子，他们是我们的孩子啊，我们不能让他们在二十一世纪的经济中被落在后面。这一次不能这样了。

　　这一次我们想谈谈急诊室的队列里是如何挤满了没有医保的白人、黑人和西裔人；他们自身没有力量来抗衡华盛顿的特殊利益集团，但是如果有了我们的加入，他们也能够跟那些人较量一场。

　　这一次我们想谈谈那些关闭的工厂，它们曾经为各个种族的男女提供了体面的生活；我们想谈谈那些（因为付不起按揭而）待售的房屋，它们曾经属于各种宗教、各个地区、各行各业的美国人。这一次我们想谈谈这个事实，那就是真正的问题不是某个跟你长相不同的人可能夺去你的工作，而是你所工作的公司想把它转移到海外，为的只是更多的收益。

　　这一次我们想谈谈那些各种肤色、各种信仰的男男女女，他们正在同一面骄傲的旗帜下一起服役、一起战斗、一起流血。我们想谈谈如何将他们从一场本不该得到批准、本不该发动的战争中召回家中；我们想谈谈我们如何可以通过关心他们、关心他们的家人并给予他们那些他们（靠奔赴战场）赢得的待遇来体现我们的爱国主义。

　　如果我不全心全意地相信这些才是大多数美国人想为这个国家争取的，我是不会参加竞选总统的。我们的联邦可能永远不会完善，但是一代又一代已经表明它总可以得到改善。今天，无论什么时候当我对于这种可能性感到怀疑或者愤世嫉俗的时候，给予我最大希望的就是下一代――那些年轻人，他们的态度、信仰和对于变革的开放性已经在这次选举中创造了历史。

　　今天我有一个特别的故事要留给你们。我曾有幸在金博士的生日那天在他的本堂埃比尼泽浸礼会教堂讲过这个故事[iv]。

　　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白人妇女，名叫阿什利·拜尔（Ashley Baia），她负责组织我们在南卡罗来纳州佛罗伦萨市的竞选活动。她从这次竞选一开始就一直在组织这个大多数是黑人的社区（的竞选活动）。这一天她参加一个圆桌讨论，每个人都轮流说说自己的故事以及为什么要来这儿（助选）。

　　阿什利说，当她九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得了癌症。由于她多日旷工，她被解雇了，也丢掉了医保。他们一家只能申请破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阿什利决定她必须做点什么来帮助她的妈妈。

　　她知道食品是他们最大的一项开销之一，于是阿什利就让她母亲相信了她真正喜欢、真正想吃的不是别的，就是芥末酸黄瓜三明治。因为那样吃最便宜。

　　她就这样吃了一年，直到她妈妈病情有所好转。她告诉参加圆桌会议的每一个人，她加入我们的竞选团队的原因就是这样她可以帮助这个国家千千万万想要也需要帮助父母的其他孩子。

　　阿什利本有可能作出另外的选择。也许有人在这期间告诉她说她母亲的问题的根源在于那些吃福利、懒惰而不愿工作的黑人，或者在于非法进入这个国家的西裔人。但是她没有（选择别的），而是寻求盟友，共同与不公正开战。

　　话说回来，阿什利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又挨个问每一个人为什么他们支持（奥巴马的）这次竞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和原因。许多人提出了具体的问题。最后该一位岁数较大的黑人男子了，他一直是在那里安静地坐着。阿什利就问他为什么来这儿。他没有说医保和经济。他也没有说战争和教育。他没有说他来这儿是因为巴拉克·奥巴马。他只是对在座的每一个人说，“我来这儿是因为阿什利。”

　　“我来这儿是因为阿什利。”单就其本身来说，那位白人年轻女子和黑人老年男子之间认可的那一个时刻是不足够的。它不足以为病人带来医保，为没有工作的人带来工作，或者为我们的孩子带来教育。

　　但这是我们新的起点，从这一点起我们的联邦会茁壮成长。如同众多世代的人自从一群爱国者在费城签署了那份文件以来，在二百二十一年的历程中已经意识到的那样，这，就是走向完善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