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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深圳市召开市委四届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主要措施包括试行区级人大代表直接竞选、差额票选局级干部等。这意味着，深圳市试图通过制度建设把权力与基层民意的沟通互动制度化。
从长远的制度建设来看，深圳试行区级人大代表直选的影响将最为深远。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分殊化的程度已经非常高，目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乃至同一地区的不同单位之间的利益都有较大的差异和矛盾。这种状况带来了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高度分殊化发展后，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政治机制和政治过程来实现社会整合？
让民众参与决策进程
实现社会整合的关键在于，要极力避免将大多数公民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否则将很难解决将高度多元分化的社会利益纳入一个政治过程的问题。因此，必须发展一套相对发达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使社会大众都参与到这一过程之中，为利益千差万别、甚至彼此冲突的社会各阶层提供相互了解、谋求妥协的机会，从而有利于社会达成“随时调整的共识”（甘阳语）。人大直选就是让国家权力奠基于全体公民之上、实现社会整合的关键性制度安排。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运作中，国家权力奠基于广大民众之上的制度思维已经发挥重大作用，此次抗震救灾最为典型。近一个月来，凭借信息公开的制度平台，中央决策机构和基层民意之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迅捷的反馈和互动，使得“举全国之力”的制度传统如虎添翼。而且，震后20多天每天都至少有一位政治局常委在抗灾现场视察和指挥，这种中央指挥系统的制度安排，为吸纳民意、制定政策提供了制度渠道。
抗震救灾期间这种中央与基层民意直接沟通互动的政治过程，是中央对建构为民服务型政府的政治过程的直接示范。与此同时，各级地方党政机构在抗灾中同样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也就是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系统，同时确立与基层民意的沟通互动。上级权力系统和下级权力系统的执政基础，从根本上说都在于基层民众；而中央权威之所以是中央权威，就在于代表的是全国民众的民意，地方权力代表的只是一个地区民众的民意，所以中央能够以全国民意为基础而统领地方，这也是“举全国之力”抗灾的政治机制的基本逻辑所在。
权力扎根于公民之中
目前，深圳市的改革试点，则从基层开始将国家权力奠基于公民个体之上。这种努力显示，执政者或许期待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每一级国家权力（特别是中央权力）都扎根于基层民众之中。这其实也是执政党最为重要的自我变革，意味着它的政治活动并不只是局限于某一特定集团，而是致力于沟通不同阶层、不同集团、不同地区的局部利益，从而凝聚对民族整体利益的社会共识。
就如抗震救灾机制唤起了全社会极强的凝聚力，这样一个政治进程也有望促使执政者以执政力的增强带动强大凝聚力的形成。这一进程更深刻的政治意义还在于，它具有一种全民政治教育的渗透力，使各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阶层、集团和地区同时具有对全国性政治的基本意识，尽管社会利益高度分化，但国民们却具有责任共担的习惯，形成极强的凝聚力。这也就是康有为在1902年所言，“凡举国之民，人人有预闻政事之权，人人有忧国之责，人人皆视其国为己之家，其得失肥瘠，皆有关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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