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岁末、今年初以来，一些地方纷纷出台改革新政，其中尤以广东、江苏、云南等沿海沿边省市为先，数度令国人耳目一新。值改革开放30周年，一场新的思想解放浪潮已然呼之欲出。然而，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几度天灾人祸，特别是汶川地震，民难国殇，改革新政一度让位于最紧迫的救灾民生。

　　然而，汶川地震的举国救援，虽令各地新政暂时押后，但从另一个侧面使我们得以验证改革的价值，重温历史铁律：惟改革进步，方可凝聚人心和力量。因此可以说，改革火种，一直炉中未熄，只是在持续升温。特别是，此次震后一系列处置行动中，中央政府以身作则，其开明、开放、民本和务实的改革气魄得到空前展现，对各地改革的指向意义和示范作用相当深远。

　　震后暂抚伤痛，改革薪火近日得以重新燃亮。在东南方向，深圳公开发布《深圳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和《深圳近期改革纲要》的两个征求意见稿，强调积极推进体制改革，进行部分区人大代表直接竞选，条件成熟时进行市长差额选举等。在西北方向，新疆阿勒泰地区出台《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规定(试行)》，要求“与领导干部职权密切相关的收入都将通过阿勒泰廉政网及当地主流媒体及时全面公开，以接受社会有效监督”，在全国率先建立起全面、公开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

　　深圳和阿勒泰的此次新政，前者主要针对公共管理体制和公务员遴选机制，后者主要针对公务员财产，可谓顺应民意的强烈吁求，抓住了改革的关键环节。尤为难得的是，《深圳近期改革纲要》不仅为当地民主法治建设谱出路线图，甚至列出了3年的明确时间表。当然也有不少遗珠之憾，例如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的最终版本与征求意见稿相比，改革措施及步幅均有所回落，特别是此前呼声较高的投资审计专业局并入预算委员会，人大试行立法专员等项制度，没有得以保留；新疆阿勒泰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规定仅限于县处级，而更有必要申报财产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却不在此项要求之列。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乐观地期待这些新政在试行得到认真良好的执行，并继续得以深化拓展。

　　改革新政的实施难点在当地，政策难度在高层。有人已从前两次思想解放大讨论中总结出地方改革的成功经验：先从民间广泛酝酿，再由开明官员推动，最后由高层领导一锤定音，并直指：若要成为和前两次等量齐观的思想解放，尚需一锤定音；深圳若想在民主法治建设方面取得实质性创新，必须要获得上位权力机构的支持，关键是中央的支持。事实上，在一个单一制的国家里，地方政府腾挪运作的空间并不宽裕，如市长差额选举、审计并入人大等，均是对现行全国性制度安排或者传统及现状的背离，从上求得一副“免罪金牌”或者“尚方宝剑”的说法，并非戏说。因此，此次深圳新政的成败，固然首先在于当地的信念、智慧和努力坚持，但也须臾离不开高层的理解和支持。对此，上级及至中央政府本身也要解放思想，不设法律之外的禁区，甚至允许某些“试错”的存在，视改革者为同路人，视勇于改革为敢于担当，提供改革空间和宽松氛围，充分调动和保护改革者的积极性与勇气。建议将各地有效的改革成果引入全国法律，既推广经验同时体现褒扬鼓励，例如全国人大已将修改《选举法》列入立法规划，可以考虑将深圳的“人大代表竞选制”，上升为国家法律，为相关改革提供法律和政策指引.

　　值得注意的是，公务员财产申报这一民众期待极强的改革措施，竟由新疆阿勒泰地区首先实质性破题。这颠覆了个别人关于“改革要建立在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之上”的持论，也使某些内陆欠发达地区改革滞后的借口，难以继续具有说服力。事实上，东南沿海省市目前的较高发展水平，正是得益于当地多年来锐意改革，不等不靠，主动和充分挖掘积极作为的空间。可见，改革是发展的基础，而非相反。因此在改革的问题上，各地都有参赛资格，都有可能在某一领域“领跑”。不仅如此，改革或者新政没有垄断者，也没有天然的优越者，任何地区和个人都不宜妄自菲薄或者坐等他人“探路”。各地在目前的施政自由度和操作空间之内，完全可以推动改革，有所作为，而这也是造就地方政治家、谱写历史、造福民众的难得机缘。

　　改革布局图谱有两个层面：一是地域，二是领域。深圳和新疆阿勒泰的改革新政，进一步播撒了沿海沿边地区的改革星火，也标志着诸多新政由口号化走向深水区。我们期待这一点点、一簇簇的星星之火，在空间地域上能够渐广、在触及领域上能够渐深，以便尽快在全国范围和关键环节上实现“燎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