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08年5月4日中央政府与达赖代表在深圳进行接触磋商之后，本港媒体日前引述北京消息人士话说，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或将于一个月内再次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磋商。

      2008年5月4日，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与副部长斯塔，在深圳麒麟山庄会见了“西藏流亡政府”两名官员洛地嘉日与格桑坚赞。这是双方自拉萨“3·14”事件以来的首次直接接触，但双方在这次会谈中并没有确定下一次会谈的时间。

      2008年5月6日，外交部新闻例会上，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央有关部门同意在适当时候再次进行接触。随后，达赖特使洛地嘉日在5月8日发表的一则声明中称，他们已跟北京方面达成双方将进一步举行正式会谈的共识，将于近期敲定举行近6年来第7轮会谈的日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正式会谈日期接近敲定之际，奥运火炬也被首次带上珠峰峰顶。奥运火炬将在下月经过云南、西藏及青海。中国政府曾多次重申，达赖必须真正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作为下一次会谈的先决条件。

      会谈日期的敲定，或许表明，双方在这三方面的问题上或许达成了某种共识。

      2008年4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斯塔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透露，自2002年至2008年，中央政府与达赖的私人代表曾经进行过6次接触。4月25日，大陆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布消息称：“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

      据达赖“流亡政府”公布的文件显示，1979年至1993年，达赖曾经派遣过4次观察团和2个高级代表团赴京（分别是1982年与1984年），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亦常以达赖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北京。

      对比此前秘密和低调的接触，中央政府此番承认以前与达赖代表一直有接触，并开始高调称之为“磋商”，其中原由，耐人寻味。

      传统阵容的对话

      此次中央委派的全权代表之一、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在与达赖特使会晤后，再次引发媒体关注。据媒体透露，朱系江苏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毕业，1998年任统战部副部长，2006年被任命为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的经历颇具特色，他是“文革”前的最后一批大学生，“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曾经在《人民日报》任驻外记者10余年。1991年，朱维群因纪念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入藏采访，与西藏结缘。从西藏归来，朱即奉调至中共中央办公厅，1994年，他还参与了十世班禅的转世工作，使得其与西藏的缘份更进了一步。2002年至今中央政府与达赖代表的7次接触，朱维群几乎都有参加，与参加了历次接触的达赖首席特使洛地嘉日并不陌生。

      中央政府派出的另一名代表斯塔，是藏族干部，历任统战部民族宗教工作局副局长和对藏工作局局长，2006年8月始任统战部副部长。斯塔曾获得统战系统优秀党员称号。2005年，时任局长的斯塔以副手身份参加了中央政府与达赖代表在瑞士进行的第4次接触。

      达赖方面，洛地嘉日与格桑坚赞在7次与中央政府的接触中均是搭档。洛地嘉日是西藏东部人，1959年与家人一起流亡印度，目前居住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曾担任过《西藏自由通讯》编辑，创办《西藏评论》。

      洛地嘉日是“藏青会”创始人之一，并在1975年担任大会主席，随后进入“流亡政府”任职，先后在“宗教、卫生、外交”等部门担任部长，后被达赖任命为驻美国代表，长期从事针对美国国会的游说与联络工作。1982和1984年，达赖方面与中央政府的秘密接触中，洛地嘉日就已参与，但当时他只是副手。

      而格桑坚赞则是达赖驻欧洲的代表，曾在“流亡政府”中担任秘书长。早在2002年之前，达赖就书面任命了洛地嘉日与格桑坚赞为与中央政府接触的“和谈代表”。后来达兰萨拉方面还特别指出，除此2人外，将不会再通过其他人与中央政府联系。

      “西藏流亡议会”也有一位名为“格桑坚赞”的“议员”，与那位同名的特使是同乡。这位“议员”在就此次会谈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说：“达赖的两位特使与统战部副部长斯塔都是康巴藏族，别看大家都是老乡，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指望有什么‘两眼泪汪汪’。”

      但在此前对深圳会谈的声明中，他们则指出：正因为过去6年来，洛地嘉日跟朱维群、斯塔建立了“长久的关系”（long relationship），双方才有可能在“友好及尊重对方”的气氛下，举行“公开及坦诚”的讨论。特别是，洛地嘉日的声明以“紧张及严重”（tense and grave）来形容当下的西藏局势。

      互信已经建立？
     
      此次磋商完成后，新华社对此事只作了简短报道，称会谈气氛良好，但报道没有涉及会谈的内容。

      达赖的两位特使在会谈结束后即返回达兰萨拉，发表了新闻声明。新闻声明称，达兰萨拉不认为这是“第7次”会谈，称这是在西藏危机发生后紧急寻求召开的一次非正式会议，并希望很快能确定第7次会谈的时间。

      该声明还表示，尽管在重大问题上仍有分歧，但双方都表现出愿意寻求方法解决的态度；会谈期间，达赖代表要求中央停止在西藏的“镇压”，呼吁释放被关押藏人，要求北京让受伤者得医治，让包括传媒在内的访者到访西藏。他们也要求当局停止使藏人深感不满的“爱国再教育”。达赖代表还向中央政府表示，此次西藏骚乱并非达赖策划，并传达达赖支持奥运的态度。

      格桑坚赞则在会谈后向《德国之声》透露了一些令人玩味的信息：达赖喇嘛对会谈表示满意，原则上对继续会谈持积极态度，并且不排除结束流亡生涯的可能性，希望很快能进行下一轮谈判。

      以往达兰萨拉在发表评论会谈的声明时，很少出现这样的字眼和表述。

      而大陆方面，以往进行谈判时，政府对此都秘而不宣。每当有记者在外交部新闻例会上问及此事，新闻发言人一般都否认有“所谓达赖特使”的存在，称这只是海外藏胞回国观光。但在2008年5月6日的外交部新闻例会上，新闻发言人被问及此事时，没有再进行类似的澄清。

      与此同时，正在日本访问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日本记者说，希望这次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中国有句古话，叫‘听其言，观其行’……真诚希望达赖方面停止分裂祖国、策划煽动暴力、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为下一步商谈创造条件。”

      与3、4月份相比，此次会谈前后大陆媒体对达赖的批判已有降温，但《西藏日报》对达赖的批判文章仍未有间断，这些现象令中央政府与达赖将来可能的会谈结果更加扑朔迷离。

      在前6次接触中，双方都只是在各自表述立场，海内外学者均不认为这种会谈会有何实质性进展和成效。专家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迹象能表明双方的互信已经建立。

      当藏区出现不稳定状况，中央政府一般都坚决谴责乱局系达赖阴谋所致，而达赖特使在来访时又向中央索要证据，不断辩解，这些问题常为双边接触增添插曲。

      此次西藏骚乱，中国政府认定是达赖集团有预谋有目的组织的。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就表示：“每次达赖的人回来，就会搞点阴谋，总会出些乱子。”

      在资讯发达的今天，达赖的言行的确能对西藏局势造成影响，甚至无须他本人回到中国。2006年1月，达赖在时轮金刚法会期间表示，西藏人要爱护动物，革除穿皮毛的陋习。没过多久，藏区很多地方便发生了焚毁皮毛事件，这次事件几乎和中央政府与达赖代表的第5次会谈同时发生。

      当时据《西藏日报》报道，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在发表讲话时，把焚烧野生动物皮毛事件提升至西方实施分化、西化战略的高度，称烧皮毛事件、绝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达赖集团对中国实施分裂破坏活动的又一险恶图谋。

      谨慎的接触？

      “洛地嘉日和格桑坚赞及两位助理，今天将抵达北京。他们将前往拉萨。达赖喇嘛对于他们的成行表示欢迎。”2002年9月9日，达赖办公室发表了这样一份公告。

      此前，由于双方立场分歧过大，1993年，中央政府与达赖中断了联系。2002年，通过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的“搭线”，中断将近10年联系后，中央政府再次开始与达赖特使的接触。达赖首次派出代表团赴京，达兰萨拉方面显得十分郑重。

      这一次接触原本定于2002年4、5月进行，因为代表人选、地点及中共十六大的原因，一直到9月方成行。根据代表团回到达兰萨拉后向达赖的汇报，尽管与以往一样，这次会谈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但是中央政府告诉他们：“这次中央政府是冒着很大风险允许你们访问北京和拉萨的，未来如果还要继续保持联系，就看你们如何作出善意的回应了。”

      2002年10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即将访美。达兰萨拉方面作出决定：呼吁全球的流亡藏人从当月至第2年6月份，不要发动游行示威活动，尤其是在中国领导人的出访地，以此回应中国政府的善意。

      不过，达兰萨拉的决定似乎作用有限，海外藏人社团对此反响不一。“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和“藏妇会”表示愿意配合，停办抗议以支持接触；但“藏青会”和“自由西藏学生组织”等激进组织却表示反对达兰萨拉的决定，声称仍将继续各种抗议，他们认为，正是流亡藏人在全球的抗议，导致“国际压力”，促成了接触。

      这次接触当即引起了国际关注，美国政府在当日就作出回应，对此事表示欢迎，说布什政府将以高度兴趣观察此次访问。代表团在向“流亡议会”报告时，介绍了他们去过的北京、拉萨、成都等城市，并且承认这些地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从2002年9月至2006年6月，双方总共进行了6次接触，除了第4次是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进行外，其余几次均在中国境内举行。第1次和第2次被称为是破冰之旅，以参观旅游为主，并无实质性谈话；第3次涉及了一些政治对话；第4次开始，双方开始触及实质性问题。

      海外很多评论家和学者认为，中国政府与达赖方面接触部分原因是国际形势的变化。此次西藏骚乱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近期，欧美日多国领导表态高度关注西藏问题，希望中国政府与达赖展开对话，其中东欧一些国家的态度尤为强烈。

      在每次中央政府与达赖接触前，国际上均有“大动作”发生。2002年首次接触之前，52个国家代表曾在柏林召开“第三届西藏组织国际会议”，该会议作出决议：“如果在未来3年内，不能促成与北京谈判，与会成员国将承认流亡政府是西藏合法政府……”这个所谓的西藏组织国际会议，由达兰萨拉的“外交和新闻部”负责召集，时至1990年代末，参与国家经常超过50个。

      应对西藏问题国际化

      国际关系学院西藏研究小组召集人张植荣认为，西藏问题国际化，起自冷战时期，而近因则是源于达赖近年的“宗教外交、人权外交”。“达赖的公关技术很圆熟，这方面比我们好，不得不承认。”

      张植荣提出，西藏问题国际化是不争的事实，中央政府方面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近年来中央政府越来越重视这一问题，并组织了相关学者进行专门课题研究，张植荣也是参与的专家之一。

      张植荣表示，具体而言，应对西藏问题国际化，主要有四点：开展国内外的文明对话而非对骂；注意宣传的真实性；五省藏区一盘棋，重视教育与就业；寺庙管理应该经院化。

      “这一次，我们等到骚乱发生两周后才公布消息，并不是很明智。”张植荣认为，当时政府应该立即展开危机公关，拖延与遮掩反倒容易使自己陷入被动，国际上会认为中国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使自己从有理变成无理。

      五省藏区一盘棋，就是中央的帮扶政策不能只倾向西藏自治区，而应均匀辐射至五省藏区。此次藏区骚乱中，最为严重的是甘南地区，而这个藏区是五省中最贫穷落后的，穷则思乱。

      张植荣所指的藏区教育与就业之间，有很微妙的关系。教育与就业搞不上去，就会导致贫穷落后，其结果是大量的孩子被送往寺庙。毕业就等于失业，成为社会动乱之土壤，而寺庙则成了策源地。

      张植荣还认为，藏区的寺庙应该尽量回归传统，恢复经院化，去政治化。“历次骚乱，寺庙均成为源头，这与管理体制缺陷有关，在寺庙里搞政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恰恰适得其反。应该回归藏传佛教的经院化传统，建立严格的僧侣选录制度，使僧侣变成真正的僧侣，不关心政治，只关心宗教哲学问题。”